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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特性及其对商业银行的机遇与挑战

    蔡宁伟 来源:中国电子银行网 2018-01-29 11:04:13 供给侧改革 商业银行 蔡宁伟
    蔡宁伟     来源:中国电子银行网     2018-01-29 11:04:13

    核心提示本文选取专家学者的十个代表性意见,通过质性分析的内容分析法,提取29个集中编码,发掘改革的深层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近年的供给端的典型案例,尝试归纳供给侧改革客观、全面、针对、战略、贯通等五大特性。

    ——基于文献的质性分析与典型案例研究  蔡宁伟

    作者单位:中信银行总行·合规部

    摘要:供给侧改革是中央在“新常态”下,针对“三期叠加”的复杂环境,提出的针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改革良方。本文选取专家学者的十个代表性意见,通过质性分析的内容分析法,提取29个集中编码,发掘改革的深层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近年的供给端的典型案例,尝试归纳供给侧改革客观、全面、针对、战略、贯通等五大特性。结合金融业的实际,按照短、中、长期来探讨商业银行的主要机遇和挑战,从而更好地管控各类风险,密切与企业的伙伴关系,破解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难题。最后,从宏、中、微观三个层次的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商业银行;机遇与挑战;质性分析;案例研究;

    一、供给侧改革的实质

    “新常态”的重要特征是中长期的中低速增长,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步入消化期。在“三期叠加”阶段,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各类企业都可能面临“四降一升”的挑战,即经济增速下降、通胀率下降、企业利润下降、税收下降和金融风险上升。截至2015年末,中国实体经济杠杆率达239.8%,其中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在包括美、德、日、英、俄等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中排名最高,反映了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和供给侧改革的迫切需要(任泽平、冯赟,2016)。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判断一针见血:“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形势所迫,是问题倒逼的必然选择。同期,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供给侧改革进行了多种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思路。归纳起来,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表一、近期主要专家学者对供给侧改革的界定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特性及其对商业银行的机遇与挑战


    针对上述专家学者的界定,我们采取质性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蔡宁伟、张丽华,2014),对各类代表性的界定进行了开放编码和集中编码,其中获得开放编码(即初始编码)68个,并最终形成集中编码39个,剔除重复的“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后最终获得集中编码29个。通过编码,有助于依据严谨的研究方法,提炼各位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综上所述,专家学者对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结构性调整,问题主要聚焦在产能过剩,对象主要关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具体措施包括开放要素市场、政府主导减税、打通流通通道、提升耐用品供给、保障企业家权益等一揽子方案,目的主要在于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值得关注的是,孙立平(2016)认为从需求的意义上说,后置业时代的主题是消费升级,这个消费升级的主轴和最基本的特征是生活品质的提高,因此供给侧改革还需要与需求侧管理相匹配,从而实现“供需平衡”。不难看出,以上各类观点与习总书记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一脉相承。

    二、供给侧改革的特性

    供给侧改革不只是对生产侧或供给侧片面的、局部的改革,也是对供需双方的结构性调增,是缩小城乡“二元差距”的良方,有助于抑制局部产能过剩、激发创新潜力,并对环境综合改善起到积极的“催化作用”,最终助力国民实际收入提升,乃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供给侧改革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和联动性,以个人管见主要包括以下具体特性。

    (一)客观性:供求关系是合经济学的客观规律

    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承认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关系是经济学的客观规律,只是表达和侧重不同而已。西方经济学将供求作为学习研究的基础,有关论述往往占了较大的比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虽不在于此,更加关注价值创造、剩余价值的去向和劳资关系,但其实质蕴含了对供求深刻理解。例如,在马克思研究的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劳动门槛较低、劳动力供给较充足,而资本及技术供给相对匮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特别是简单劳动力贬值的状况。这符合当时的客观环境,而资方恰恰利用了这一形势,在劳方尚未形成强力同盟的情况下,大力甚至暴力攫取剩余价值。

    (二)全面性:供给侧改革囊括了宏、中和微观

    全面性实质是供给侧改革全局性、系统性和联动性的具体体现。供给侧改革首先是宏观的、是源自国家层次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需要整体层面的分析、计划和布局,这体现了改革的全局性。供给侧改革其次具有系统性,在宏观的国家层次之内,囊括了中观的行业层次和微观的个体层次,因此中观的银行业和微观的银行员工都在其列。供给侧改革最后具有联动性,必须依靠宏观设计、中观协同和微观执行的“三观统一”。例如,在微观的个体层次,劳动者个人需要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提升产出的针对性、实用性、准确性和及时性。这三个层次是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正如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三)针对性:供给侧改革针对特定的行业企业

    供给侧改革并非“一网打尽”,也非“以偏概全”,仍需要认识“中国是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要避免“一管就紧,一放就乱”的问题、杜绝习惯性的“一窝蜂”和“好大快上”。中观行业领域就存在较大差异:目前供大于求的行业主要包括:钢铁、煤炭、水泥、光伏、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等;供小于求的行业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地铁等基础设施、环保、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等;其余的行业大多在供求平衡之间动态调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动态的划分具有针对性、选择性和及时性,并且打破了传统、新兴行业之间的界限。例如,光伏产业本来是新兴产业,但因缺乏宏观调控导致供过于求,屡次遭受欧美的反倾销制裁。

    (四)战略性:供给侧改革还能够影响国际关系

    宏中微观三个层次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因此即便是局部的变革也可能影响到国家甚至国际关系,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例如,河北省的钢铁产量一度占到世界钢产量的十强,超越德、日、意等发达国家[ 据统计数据,河北省从1974年到1983年钢产量突破200万吨;1988年突破300万吨;1991年突破400万吨;1994和1995年连续两年分别突破600和700万吨;2001年至今连续多年位居中国钢铁第一大省。]。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特别是雾霾问题,严重影响了包括河北在内的京津冀地区。不仅如此,中国还多次遭受欧盟的钢铁反倾销调查,2016年还受到其是否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连带评判。而我国在1958年倾全国之力“大炼钢铁”力图“赶英超美”早已不知不觉地将英美等发达国家远远甩在身后。英国甚至逐年裁员钢铁业员工上千人,并一度将本土的钢铁产量降至零(李稻葵,2015)。

    (五)贯通性:供给侧改革顶天立地且广受欢迎

    供给侧改革的设计提出源自顶层,但又广为基层民众所理解和接受,这与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符合。2015年,中国1.2亿人次游客出国购买数据高达1045亿美元[ 参见新华社.《2015年中国游客出境游花销逾千亿美元》[N],2016年01月29日。],这还不包括通过网站、海淘、“人肉”代购的数据。其中“海外优选”的品质和实用性广受民众认可,特别是食品的安全性和针对性、高端日用品的便利性和友好性得到了较高的关注。例如,一些顾客对问题频发的国产奶粉已彻底放弃,对国外奶粉的采购达到了“抢购”甚至“扫光”的地步,对日本马桶盖、电饭煲、保温杯的需求持续居高不下。在这一“内忧外患”的不利情境下,有的中国企业组织了有针对性的创新和破釜沉舟地“绝地反击”。例如,格力推出的新款“大松”电饭煲就足以与日本进口电饭煲比肩,在“盲吃”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 参见搜狐网.《“一碗饭”的胜利:董明珠的饭局上格力电饭煲赢了日本电饭煲》[N],2016年03月18日。]。

    三、供给侧改革对商业银行的机遇与挑战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超越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照搬”和“形态引进”,甚至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具有比较明确的目的和较完善的“一揽子”措施,可以指导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竞争力和上升态势,也是未来行业、企业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下面按照短、中、长期的维度,探讨商业银行的机遇和挑战。

    (一)给商业银行的机遇

    1. 短期:主动调整资产结构的历史机遇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补”五大任务。对商业银行而言,意味着短期内贷款政策、审批方向等资产端的管理要从高产能转向地产能、从高库存转向低库存、从粗放转向精细、从高杠杆转向地杠杆、从高能耗转向低能耗,从而尽快补足原有信贷管理的方向性短板,调节信贷结构。在今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数量和占比齐升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不可多得的改善机遇。

    2. 中期:密切与制造业的战略伙伴关系

    与制造业,特别是大力支持绿色制造、智慧制造、战略制造的中长期发展,以3-5年为单位,甚至结为长期的战略联盟。例如,民用大飞机研发、特殊钢材制造、耐用家电设计等。从2016年我国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来看,虽然数量再创新高,达到110家,仅次于美国,但还存在结构不合理、部分企业亏损等深层问题。其中中国大陆共入围79家企业,按行业分布包括金融18家、能源24家,建筑和房地产14家,冶金6家,工业机械和车企10家、航天航空7家[ 参见财富中文网.《201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N],2016年07月20日。]。作为一国经济的基础和脊梁,我国制造业的数量和占比依然偏低。

    3. 长期:尝试培养新的业务发展增长点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商业银行还可关注和支持具有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发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首先,商业银行要分析和细分具有潜力的行业,例如,重点关注耗能小、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材料制造、新型能源获取、养老服务升级等产业。其次,商业银行要跟跟踪和发掘空间广阔的制造设计企业,例如,着重支持无人机制造、高仿模型设计、夜间可视监控等细分领域,培养未来的“隐形冠军”。最后,商业银行要根据中小微企业的客观需要和具体实际,统一贷款审核标准、精简贷款的环节、降低借款的门槛、缩短放贷的时间,对符合准入条件、信用评级良好的企业实现总量控制前提下的“实时循环贷款”。

    (二)对商业银行的挑战

    1. 短期:如何管控宏微观和内外部的风险

    机遇与挑战并存,二者始终成为难以分割的“一体的两面”。对商业银行而言,短期内必须直面的,是如何管控宏微观与内外部风险的“组合冲击”。一方面,银行是“管理风险的企业”,宏观形势和银行内部的微观实践都可能触发一连串的风险隐患;另一方面,外部风险具有一定传导性、渗透性和放大性,容易出发内部风险点,风险的“内外联动”对银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和法律保全等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使得商业银行管控风险必须采取“组合拳”,也就是既需要通过抵押、重组等措施来管控法律风险和信用风险,又需要通过排查、内控等措施来管控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也需要通过测试、灾备等措施来管控系统风险和利率风险,还需要通过预案、演练等措施来管控声誉风险和市场风险。此外,商业银行还需通过流程梳理、制度完善和自主创新,主动开发自动化程度较高、运营成本较低、易于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新业务和新产品,从而提升风险管控和盈利能力(蔡宁伟,2015)。

    2. 中期:如何密切商业银行与企业的关系

    近年来,包括马云等互联网金融“大佬”屡次批评商业银行在企业存亡的关口“抽贷”或“惜贷”,没能与企业“生死与共”,喜欢“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这一批评的实质直指商业银行的本质,银行资产端的主营业务是信用贷款,一旦出现违约如果没有足够的抵押物、质押品等很可能导致损失,容易危及其“流动性”和“安全性”的根本。这是除“盈利性”之外,商业银行与其他类型企业最大的差别。如果商业银行与信贷关系的企业“生死与共”,势必引发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并降低其信用评级,破产的后果和影响远大于一般企业,甚至危及政府和国家信用。因此,市场选择了投资银行、风投公司、天使投资人来承担“生死与共”的角色,通过直接掌控公司的股权来获得收益,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值得关注的是,能否允许商业银行涉及高风险业务?例如,银行独资成立风投平台或子公司,通过控股或持股密切与企业的关系,既坚持了“三性原则”,又能够与企业“荣辱与共”。

    3. 长期:如何破解小微企业高风险的难题

    小微企业风险高首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好比襁褓中的婴儿,其体质和抵抗力远远弱于成年人。在这一意义上,“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贵”的实质在于小微企业本身抵御风险的抗体不足、抵抗力相对较弱,因此风险管理和贷款成本较大,对风险偏好敏感的商业银行往往难以选择和介入。但是,的确存在一些新技术或新方法有助于银行去分析和选择。一是跨经济周期的“大数据”分析,有助于帮助商业银行分辨哪些小微企业容易受到周期波动的影响,可以提前未雨绸缪,帮助小微企业提前准备、共度难关,从而减轻或避免贷款的损失;二是加强对小微企业主的培训和辅助,有助于帮助企业主和企业管理者理解资金的运用,更加全面地判断借贷的真实需求,避免盲目、冲动和被动贷款,让“好钢用在刀刃上”;三是区别帮扶高风险的小微企业,对高风险或信用评分较低的小微企业,可以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引入风投公司、天使投资人等风险投资机制来协助企业的初创和发展。

    四、对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建议

    目前,实施金融混业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更多的大型银行已经实际形成了以银行为“航空母舰”、保险与证券“两翼齐飞”、基金与P2P和电商“互为补充”的混业格局。同一时期,我国小企业存续平均时间只有2.5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存续水平(陈宇,2014)。针对这一实际,我们尝试对宏观监管、中观行业和微观个体有如下主要建议。

    (一)宏观建议:实施银行、证券和保险的“混业监管”

    鉴于对商业银行未来业务的整合与重构,亟需“全面监管”和“联合监管”。由此,以前分散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管局、工商局等监管机构针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亟待整合和重塑,“混业监管”呼之欲出、势在必行。在具体实施上,建议明确统一的基本标准,确保安全性和流动性。在此基础上,适度放宽某些条款的可操作性,针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根据其资本金、流动性、辐射范围等差异,借鉴国企改革“一行一策”甚至“一司一策”的方案(常振明,2016),对具体对象具体分析,细节差异区别对待。

    (二)中观建议:商业银行要不断提升内部管理的水平

    在整合监管的同时,商业银行需要提升自身的内部管理,特别是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水平。首先,要完成从粗放型向精细化经营管理的思想转型,进一步完善科学的管理方法,引入可量化的计量措施、明晰条线部门的内控职责;其次,要敢于“忍痛割爱”、承认“短痛不如长痛”、主动放弃“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三高企业、主动退出产能过剩的行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最后,还要在放弃的基础上“有舍有得”,用于有针对性地实施绿色信贷、扶持新兴产业、开展精准扶贫,协助实体经济共度经济下行和波动的难关。

    (三)微观建议:企业家和创业者要充分认识周期规律

    针对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要通过孵化器、“传帮带”等形式辅助企业家和创业者,要让其敬畏经济的周期规律。例如,美国的富国银行在挑选小微企业时,设定了较高的门槛,存续经营10年以上的企业约占其贷款客户的90%;又如,德国的不少商业银行将企业的存续期限设为7年,达到7年的企业得分远高于未达标的企业(陈宇,2014)。这反映了国外商业银行对企业主特别是其对自身经营能力和借贷需求的认识,他们能够更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借款的需求。毕竟,只有经历过周期,才能理解和尊重周期,才能顺应和驾驭周期。

    本文原载《西南金融》2016年第十期

        [ 本文是作者的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组织的意见。]


    责任编辑: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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