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国央行试点法定数字货币的风声越来越密集，其中既有数字经济发达、非现金流通普遍如瑞典，法定数字货币的推行似乎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又有经济总量庞大但金融秩序混乱如印度，此时将酝酿法定数字货币提上日程被认为是承接自去年年底推行的废钞计划，但又有赶鸭子上架之嫌。

印度政府在去年11月突然宣布废除500、1000卢比大额纸币的流通，被认为是用激进的姿态向贪污与洗钱等经济犯罪宣战。在废钞令实行的一年中，印度的电商和网络支付企业实现了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但跨国公司和私人初创企业在全社会的无现金化浪潮中成为主导者，这并不是无现金化运动最初的发起者——印度政府，以及该国央行希望看到的，出于掌握“后现金时代”主导权的迫切需求，印度央行被报道正在加紧布局区块链技术，深入研究加密数字货币领域，为“数字卢比”的诞生铺路。而早在今年1月时，印度央行旗下的研究机构就已经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其中指出：区块链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可以支持印度卢比实现数字化。

但“数字卢比”的美好理想却似乎难以映射进骨感的现实：印度金融基础建设落后，一半人口没有银行账户，全国只有不到150万台合法移动支付终端……正是这种落后的现状挤压造就了废钞令之下疯狂挤兑换钞和货币黑市丛生的乱象。这样的现实下，印度政府和央行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展望不禁使人联想到这样一幅图景：印度人紧赶几步跳上了一辆十九世纪的蒸汽机车，试图奋力追赶二十一世纪第四次工业（科技）革命的步伐。

相比之下，瑞典央行近日关于“电子克朗”的正式提案则看上去完全是一次水到渠成的演进。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瑞典及其几个北欧邻国目前已经几乎跨越了无现金的现实壁垒：报告显示，瑞典、丹麦、芬兰三国的零售消费交易中现金支付只占6%。瑞典的现金和银行支票使用率量已经降至30年以来最低，该国央行估计现金支付在全国的交易中仅占15%；丹麦中央银行甚至于今年年初宣布关闭境内全部印钞部门，不再印刷和制作丹麦克朗现金（硬币与纸币）。

由于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完备的国民金融习惯教育，瑞典社会去现金化的演进呈现出高度的自发性和井然的秩序，而瑞典央行也在努力促进法定数字货币的落地，并没有放松中央机构对于数字货币主导权的掌控。

各国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各种官方尝试似乎引发了这一事物自身的悖论：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其核心价值体系是去中心化的，而官方推行法定数字货币又明显在一个中心化的控制体系中。但在许多央行和监管人士看来，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削弱了法律监管的严谨性，并且难以适用于对公场景，在缴税、财政中几乎无法体现作为货币的意义。有学者更是尖锐地指出，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信用基础是数学算法，其价格取决于算法的可靠性及市场信心等因素，技术上还存在很多缺陷和漏洞，价值根基非常脆弱。甚至将会在经济社会中搅动投机风潮，冲击金融稳定。

但从各国央行的角度来看，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确实可以降低传统纸币发行、流通的高昂成本，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提升央行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的控制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便在9月初发文表示，法定数字货币可以有两种运营模式选择：一是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二是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目前中央监管部门似乎更倾向于第二种模式，原因在于，一是更容易在现有货币运行框架下让法定数字货币逐步取代纸币，而不颠覆现有货币发行流通体系；二是可以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共同参与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适当分散风险，加快服务创新，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

很多公开信息表明，中国央行对于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早在2014年初，央行就组建了一个专家研究团队，以讨论所需的监管框架或国家数字货币。今年春节期间，央行宣布数字票据原型实验测试成功，引发高度关注。一个月前央行正式筹备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用于研究数字货币技术和应用。

2017年被视为全球区块链技术大规模落地的元年，国际清算银行（BIS）于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各国央行不应对目前存在的数字加密货币坐视不理，并需尽快决定是否要发行自己的数字加密货币。在这种大趋势下，或许法定数字货币最终尘埃落定将比人们想象中得更快。

责任编辑：Rach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