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个别专家提出“外资无意义”的观点，仅以日本、韩国等为例，来说明没有外资注入也能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即使资本相对短缺，自己也能够积累足够的资本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不仅“资本的短期流动受管制，而且，外债和外资都不欢迎”[②]。事实是，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对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这些援助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要素之一。1976年至1980年，韩国经济起飞期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证券投资及外商其他投资合计占该国GDP比例年均达7.6%，远高于同期国际平均水平。我们采用更多国家数据、更长时序（1970-2007年）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协调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吸引国外资金，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第二，协调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不显著；第三，协调推进金融改革开放能显著提高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③]。
我国的发展经验同样表明，吸引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意义重大。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直接投资持续顺差，年均增长29.3%。2002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轮高速增长，同期直接投资顺差占GDP比例平均为3.5%，最高年份达到4%。
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要条件。人流、物流、技术流和资金流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流、物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需要相应的资金流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组合。资本管制限制了资金自由流动，也会阻碍商品和服务贸易发展。有关测算表明，我国“入世”后，国际经济波动与我国经济波动的相关系数达到0.76。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求我国扩大资本账户开放。
当前，新一轮贸易自由化正在兴起，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TISA（服务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以及我国正在与美国进行的BIT2012（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的谈判内容，更加注重贸易与投资并举、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相联。比如，TISA要求成员国全面给予外资国民待遇，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都要对外资一视同仁，取消设立合资企业的额外要求，不限制外资控股比例等等。
资本账户开放是我国实施全球化战略、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选择。首先，资本账户开放是实施全球农业战略、拓展“南南”合作、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需要。截至2011年末，全国耕地面积18.23亿亩，逼近18亿亩的耕地红线。今后20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稳步推进，人口持续增长，以及收入提高引起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需求将持续增长，完全依靠国内实现粮食等农产品自给自足，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有关研究表明，如果中国不进口农产品，完全依靠国内生产，需要30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即有10多亿亩的缺口，而以目前的农业资源和技术水平无法弥补这一缺口。开放资本账户，有利于跨国土地购买、种养殖等，实现土地资源跨国“引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立持续、稳定、安全的全球农产品供应网络[④]。
第二，实施全球工业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去”是我国重大经济战略方针。正常情况下，我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为85%-90%。目前，部分支柱行业产能过剩。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为72%。自主品牌汽车产能利用率58%。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69%，光伏电池产能利用率57%。鼓励企业“走出去”是我国消化过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及产业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投资该国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等惠及民生项目。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金洪根表示，“缅甸希望中国投资帮助其发展”，“不仅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还希望投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农业、纺织、医疗卫生等”。
企业“走出去”也有利于跨境人民币使用。根据环球银行电信协会（SWIFT）发布的数据，2013年5月末人民币在全球结算中占比0.84%，创历史新高，居世界第13位。从2012年1月起，人民银行在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存款、贷款、货币供应量的同时，每月公布人民币跨境结算数据。人民币跨境使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第三，扩大资本账户开放是实施全球投资战略、拓宽居民投资渠道的需要。我国房地产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居民投资渠道较少。如以GNP与GDP比值衡量资本净输出，2010年我国GNP/GDP为96%，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且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印度2个百分点。
今天的资本账户开放让人联想起当年我国加入WTO。2000年，我国面临极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际上，美国轰炸我国驻前南使馆，南海发生撞机事件。国内，1998至2000年，国企下岗失业人员达2400多万人，约占国企在册职工人数的25%。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很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一逾两呆口径）余额约1.8万亿元，不良贷款率29.2%，处于技术性破产边缘。当时有人认为，加入WTO、开放金融市场无异于“引狼入室”，与美国进行WTO准入谈判无异于“卖国”。事实证明，“与狼共舞”增强了我国金融竞争力，促进了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引入战略投资者、政府注资、剥离不良贷款及改制上市等一系列改革，极大提高了中资金融机构的管理能力和盈利水平。目前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处于全球银行业较高水平。
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基本可控
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资本流入的压力总体仍将大于流出的压力。一是经常账户的长期流入压力。北京大学“中国2020”课题组预测，中国生产者（年龄25-64岁）对净消费者（年龄在25岁以下和64岁以上）之比大于120%，且未来30年都高于100%，意味着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强，储蓄率高。我国国民总储蓄率长期保持在50%以上（2012年为50.3%）。按照储蓄减投资为经常账户差额的恒等式，在国内投资一定的情况下，较高的储蓄率对应了较大的经常账户顺差[⑤]。2009至2012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平均为3.27%。二是直接投资的长期净流入压力。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将保持7%-8%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前景好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仍将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2009至2012年，我国直接投资顺差与GDP之比平均为2.59%。三是证券投资的长期净流入压力。全球指数或地区指数投资者为分散全球或地区投资风险，将扩大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2009至2012年，我国证券投资顺差年均296亿美元。
断言我国扩大资本账户开放会引起短期资本大进大出是缺少依据的假设和推论。Prasad（2008）研究指出，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流出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⑥]。资本账户开放后，智利、哥伦比亚和丹麦等国面临资本大量流入，而瑞典、芬兰和西班牙等国却面临资本流出。从资本流出渠道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证券投资以及其他对外投资一般与国内外的经济周期、经济增长前景、国内金融市场状况、汇率的升值预期以及投资中的本国偏好等因素有关。经验表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慢、投资本国偏好较弱，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出比例较高。英国、意大利、法国在开放后五年内年均流出资本与GDP之比分别为12%、8%和6%左右。亚洲等国经济发展较快，投资本国偏好较强，资本流出比例较低。日本、泰国在开放后五年内年均流出资本与GDP之比基本在2%至3%左右（Bayoumi et al,2013）[⑦]。因此，根据我国目前经济金融情况，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流出与GDP之比一般不会超过2%。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完全能够抵补资本流出的逆差。
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后的资本流出风险基本可控。一种观点是，资本账户开放会加剧资本净流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资本可能净流出，但净流出的规模低于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外汇储备仍将持续增加。香港金管局的实证研究显示（Dong He et al,2012），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后，至2020年，尽管证券投资净流出约1.7万亿美元，但直接投资净流入约2000亿美元，加上经常账户顺差，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仍将增至6.3万亿美元[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Bayoumi et al,2013）最新测算也表明，尽管资本账户开放后我国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将净流出，但直接投资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的规模更大。总体看，我国外汇储备还将增加。
注：
[②] 林毅夫，《我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开放》，《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8月5日。
[③] 盛松成、闫先东、朱微亮，2013，《论协调推进中国利率、汇率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理论、经验与实证研究》，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工作论文。
[④] 参见程国强，2013，《我国实施全球农业战略的总体思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134号；《我国全球农业战略的基本框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135号；《我国实施全球农业战略的支持政策与保障措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136号。
[⑤] “中国2020”课题组，2013，《2020：中国在世界的定位》，《国际经济评论》第3期。
[⑥] Prasad,Eswar,and Raghuram Rajan,2008,“A pragmatic approach to capitalaccount liber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Perspectives,Vol.22,No.3,pp.149-72.
[⑦] Tamim Bayoumi and Franziska Ohnsorge,2013,“Doinflows or outflows dominat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capital accountliberalization in China”,IMF working paper WP13.
[⑧] Dong He, LillianCheung, Wenlang Zhang and Tommy Wu, 2012,“How woul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affect China’s capital flows and the Renminbi real exchange rates? ”，China&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6,pp.2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