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是实现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数字经济转型视角下，探讨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银行普惠金融业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路径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普惠金融的内在逻辑，并提出普惠金融业务面临三个挑战：一是数字化基础薄弱与数据治理滞后；二是普惠金融业务缺乏创新；三是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尚未完善。最后，本文从数字基础、业务创新、风控制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助力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商业银行；普惠金融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社会各个领域不断融合发展，在拉动消费，创造就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发展及应用。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经济社会全面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为破解传统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效率与风险控制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对推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普惠性，普惠金融是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领域，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商业银行普惠业务高质量发展有天然的耦合关系。传统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由于受到物理网点距离与风险管控的限制，不能有效地触达农民、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等。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打破传统金融机构依赖实体网点及固定营业时间等限制，拓宽了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促进普惠金融业务的高质量发展。

二、数字经济赋能普惠金融的内在逻辑

（一）数字经济塑造普惠金融新需求

数字经济重塑了社会运行模式，在弥合信息差距、重构城乡关系及革新信用体系等层面，催生了普惠金融需求的结构性转变，使其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驱动。在数字化转型中，不同社会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接受能力差异，导致了普惠金融需求呈现层次化、场景化和碎片化的新特征。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渗透深度不断提升，促使传统单一化、标准化的服务模式加速向多元化、嵌入式场景服务演进。社会金融需求也在数字经济转型中，不断向个性化、专业化及实时化方向演进。个性化配置需求日益凸显，客户不再满足于标准化产品，而是期待基于自身经营数据、生命周期阶段和行为特征的定制化金融方案；专业化服务需求持续深化，尤其是小微企业、新型农业主体等客群，需要融合行业知识、产业链特征的综合金融支持；实时化响应成为常态，随着经营节奏加快与数字化工具普及，客户对资金结算、融资申请、风险预警等服务的即时性和连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数字经济重塑普惠金融供给模式

商业银行作为普惠金融业务的供给主体，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业务体系带来深刻变革，引导普惠金融业务转型。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着力构建自身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凭借着自身的规模优势，能够在数字化的转型中更好地实现成本压降和营销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重构业务服务模式，整合数据资源，破解信息障碍，控制风险，实现业务的稳定提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应用普及能够为更多的社会群体提供服务，这在缓解地区发展差距，收入差距，推动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等提供了有效地帮助。社会信息、知识的数字化，有利于帮助商业银行形成新的信用评价体系，外部数据的建立与引进可以更加全面的评估客户。另外，知识图谱、机器学习也有利于完善商业银行的风控体系、识别风险客户，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业务的高质量发展。

三、普惠金融业务所面临的挑战

（一）数字化基础薄弱与数据治理滞后

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着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与数据治理体系不健全的双重挑战。在数字化基础层面，许多组织仍处于“系统孤岛”状态。历史遗留的系统架构复杂、技术标准不一，导致各业务板块数据难以互通，流程无法贯通。尽管部分领域已部署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新技术，但整体架构缺乏顶层设计，新旧系统兼容性差，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现象并存。特别是在响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时，这种僵化的技术底座往往显得迟缓而笨重，难以支撑敏捷创新与业务协同。数据治理的滞后问题更为凸显。大量数据处于“沉睡”或“无序”状态，数据质量标准缺失，同一实体在不同系统中标识混乱；数据所有权责不清，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之间存在管理盲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机制尚不完善，合规风险日益升高。数据尚未被真正视为战略资产进行管理，缺乏从采集、整合到分析、应用的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导致数据的业务价值难以被有效挖掘和可信流转。

（二）普惠金融业务缺乏创新

在传统信贷模式下，商业银行主要依赖规范的财务审计报告、对公账户流水记录以及足额抵质押物等强相关、易验证的硬信息来完成客户信用评估与授信决策。但对于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涉农主体及低收入人群时，却遭遇了结构性适配困境。该群体普遍具有经营规模小、财务体系不健全、信息呈现非标准化与碎片化等特征。其真实经营状况与还款能力往往难以通过传统尽调手段有效捕捉与核实。普惠金融服务也面临数字化营销工具缺位，策略制定与执行仍依赖人工，线下网点转型滞后，专业服务能力不足，内部协同机制不畅，客户管理与价值挖掘职责不清。普惠金融产品在数字化转型中也缺乏相应的创新产品，信贷业务智能化水平较低，并未实现全流程的无纸化，给客户经理造成业务负担，降低营销积极性，客户的体验感差。

（三）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尚未完善

商业银行在服务普惠金融客群时，其信用风险管理面临系统性挑战，风控技术的数字化转型有待改进。许多银行仍过度依赖线下调查与人工贷后管理等传统手段，尚未构建起覆盖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风控体系。这导致无法对海量小微企业进行实时风险监测与精准的客户筛选。银行不仅对小微企业自身及其关联方的数据挖掘不充分，外部数据的质量与标准化程度也普遍较低。另外，普惠金融信贷服务多照搬服务大企业的现场检查与人工查询方式，成本高昂且缺乏差异化，客户经理负担沉重。

四、数字经济助力银行普惠金融业务高质量实践路径

（一）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推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

金融机构是推动普惠金融服务与数字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商业银行通过引入多元替代数据和智能算法模型，构建动态化的信用评估与预警机制，并结合自动化工具提升审批效率，从根源上优化成本结构。在服务延伸端，则利用移动互联与定位技术，将轻型化服务精准嵌入各类经济场景，并通过界面与流程的普惠设计，有效延伸传统物理网点的服务半径，提升对县域、乡村等区域的服务覆盖与经济性。

数据信息的互相连通对于构建开放协同的生态体系至关重要。通过技术手段在保障安全与隐私的前提下，促进跨机构的信用信息互联，积极接入公共数据资源以丰富客户画像，以及与产业链核心企业合作开发场景化金融产品。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可基于自身禀赋形成差异化互补，大型机构侧重技术与平台输出，地方性机构深耕本地化服务，互联网银行聚焦纯线上模式的极致效率，共同织就多层次的服务网络。

（二）以客户为核心促进普惠金融业务创新

基于可获得合规客户的数据，开发出普惠金融新产品，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高质量有效方法。这种创新基于深度利用数据要素，构建更精准、包容和高效的金融服务模式。通过融合多维合规数据源，包括用户授权后的交易行为、特定场景活动及部分可共享的公共信息，商业银行能够为缺乏传统抵押物和信贷记录的群体构建“数字信用画像”。这使得大量小微经营者及个体从业者的信用得以被量化识别，从而在扩大服务覆盖面的同时，借助更丰富的风险维度优化资产质量。商业银行能够依据不同群体的实时经营数据与生命周期特征，设计高度情境化的金融产品。例如，为契合新经济从业者的收入波动特点提供灵活的还款安排，或参照农作物生长周期为农户匹配信贷支取节奏。这种从“标准产品”到“动态解决方案”的转变，显著提升了金融供给的针对性与时效性。整个流程需采用隐私计算等方案确保数据“可用不可见”，守护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应通过简化交互流程、提供辅助服务等方式，保障技术弱势群体的公平获取权，防止出现“算法歧视”或“数字鸿沟”。

（三）以数据治理为手段完善风险控制体系

完善以数据治理为核心的金融风险监测与管理体系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整合银行内部交易数据与合规引入的外部场景、政务等多维数据，深度融合机器学习等算法，实现了对小微企业从贷前精准画像、贷中实时行为监控到贷后动态预警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它不仅能自动化识别风险、实施差异化信贷策略，还通过非现场监测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与风险防控的精准性。银行需建立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治理规则，建立坚实的数据治理框架、算法伦理规制以及协同联动的生态，并应用隐私计算等技术保障安全合规。同时，必须通过跨机构的风险信息共享与联防机制，并在监管层面形成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平衡的制度环境，从而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构建稳固基石。

参考文献

[1]叶陈毅,姬凯,李宁,等.数字金融赋能农商行新质生产力提升路径研究[J].会计之友,2025,(24):51-58.

[2]高波.商业银行数字普惠创新研究[J].中国金融,2025,(13):60-61.

[3]战明华,钟沛希,许月丽.数字金融如何重塑农村金融市场结构——基于规模经济视角的审视[J].中国农村经济,2025,(06):122-143.DOI:10.20077/j.cnki.11-1262/f.2025.06.006.

[4]陈享光,王艺宣.科技金融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25,(02):109-122.

[5]惠楠,王欣,李金克.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应与机制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1(02):17-34.

[6]周正铭,魏菊,郑辛如.普惠金融视角下互联网众筹与银行贷款的选择——基于资金供求不确定性的实证分析[J].新金融,2024,(11):60-67.

[7]欧阳日辉,李晓壮.金融新质生产力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动能—业态—生态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4(05):1-14.DOI:10.15896/j.xjtuskxb.202405001.

[8]周毅,毕磊.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方向[J].新金融,2024,(01):45-50.

[9]凌颖杰.数字经济浪潮下的银行零售业务转型[J].中国金融,2023,(16):42-44.

[10]林德发,鲁雨婷.开放银行助力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困境与对策[J].新金融,2021,(12):32-37.

[11]文红星.数字普惠金融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当代经济研究,2021,(12):103-111.

[12]张岳,周应恒.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竞争与农村产业融合[J].农业技术经济,2021,(09):68-82.DOI:10.13246/j.cnki.jae.2021.09.005.

[13]陈小辉,张红伟.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J].经济管理,2021,43(05):93-108.DOI:10.19616/j.cnki.bmj.2021.05.006.

[14]星焱.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红利”与“鸿沟”[J].经济学家,2021,(02):102-111.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1.02.011.

[15]王诗卉,谢绚丽.经济压力还是社会压力：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数字化创新[J].经济学家,2021,(01):100-108.DOI:10.16158/j.cnki.51-1312/f.2021.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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