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工商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正平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正式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吹响号角。按照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其发展对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精准度和普惠性意义重大。不过，现阶段，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少的现实挑战，其发展路径值得关注。对此，《金融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工商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正平，探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破题思路。张正平认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克服传统农村金融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的痛点，还能极大地缓解农村弱势群体的融资难题，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同时他也表示，当前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道路并不平坦，仍需要多方协作、共同推进，随着我国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必将迎来更加有利的局面。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央在这个时间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要求？

张正平：今年，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发生了历史性转移，从脱贫攻坚正式转向全民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也走过了第一个5年规划。事实上，“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可以被视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深度延续，是普惠金融和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十四五”时期“三农”重点工作的重要助力。

一方面，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推进乡村振兴，在之前的脱贫攻坚工作中，数字技术与农村金融服务的结合应用在推动我国偏远、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供给和小额信贷服务方面作用显著。而现阶段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在进一步缓解农村低收入人群金融排斥的基础上，还可以促进面向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创新，更好地实现“普惠”与“精准”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创业、绿色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等方面有促进作用，有利于农村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现阶段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有哪些现实挑战？

张正平：挑战首先体现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素养形成方面。

我在近几年的调研中发现，不少农商银行都在积极发展金融科技、探索数字金融业务，但由于地方基础设施薄弱，造成业务开展难度大、业务转型成效有限。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低于城镇地区23.9个百分点。这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除了基础设施因素，经济较弱、教育水平较低等原因造成农村居民仍面临严峻的“数字鸿沟”，仍有不少农民难以掌握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或并不拥有支持数字化的工具。而且，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农民身上，农业数字化程度不高、数字农业基础不成熟、农村数据归集和利用水平低下、县级政府的数据治理能力不足等更值得关注。即使有科技力量的支撑，但考虑到数字乡村建设滞后或不少农户及其产业不在数字金融应用场景内，数字鸿沟仍然存在。

挑战之二是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待深化。

作为金融服务“三农”主力军，农信系统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意义重大。而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对象有天然弱质性，因此机构风险水平相对较高。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在金融机构评级中，8～10级及D级的高风险机构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从资产质量上看，截至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底，全国农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95%，明显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而当农村金融机构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金融业务时，多数农商银行的数字化风险防控体系并不完善，面临着新的数字化风险的冲击。

同时，与大行相比，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数字化人才缺失问题。事实上，我国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不少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在转型资源、科技能力等方面存在约束。真正的数字化转型，实质上是组织、文化、流程、管理等全面变革，并不是单一部门或者单一项目能够驱动实现的。机构数字化转型不能只靠科技部来推动，而是更靠管理思想的转变，重在“人”的转变。而农信机构在员工平均素质、科技人才占比方面的短板，成为其发展数字金融业务的主要障碍。

从已有的实践看，省联社利用其区位、平台优势进行数字化人才培养和系统改造以及其他服务，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弥补辖内农信机构在科技力量上的短板，像浙江、广东等地都已呈现出阶段性成效。不过，目前省联社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部分省联社改革困难重重，还未找到明确方向，这很可能影响辖内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此外，2018年国务院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聚焦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一些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近几年逐步涉足农村金融市场，新型金融组织也纷纷介入农村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现阶段，农信机构自身发展也面临巨大压力。

挑战之三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生态的缺失。

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需的生态体系来看，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启动较晚，体系不完善，也面临着更多难题，解决难度较大。具体表现为：一是金融供给主体的意愿与能力不足，数字金融服务系统投入少，针对性的产品服务供给有限，智能化金融互联网终端的布设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二是综合性的大数据信用体系建设与使用难度大，数字金融应用场景建设、发掘不充分；三是地方政府认知与理解不到位，农村居民素养不高，提升难度大；四是相关的政策体系不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难。

《金融时报》记者：农信系统应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进一步深化？

张正平：从现阶段情况看，推进农信改革是其进一步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省联社应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尽快研究出台适合自身发展的改革模式，坚持因地制宜选择改革模式；推进职能定位的转变；部分省联社可以进行市场化改制，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为数字化转型扫清障碍。对于农信机构而言，尽管已经明晰了产权归属并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但这并不等于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站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风口上，未来仍要坚持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完善相关制度规章，稳妥处理大股东与小股东、国有股与民营股的关系，构建权利相互制衡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企业制度。

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信机构的发展现状，数字化转型可从两个方面逐步推进。一方面，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做好“线上+线下”业务。农信机构扎根基层，与所在地有着天然的契合度，人缘地缘优势明显。通过分析所在地经济特点、社区人口分布、客户资金情况、金融服务交易习惯、消费行为等因素，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模式，既可以发挥互联网精准、快速营销，全面、科学的风险控制等优势，又可以通过人工干预、线下跟进，发挥人缘地缘优势。另一方面，利用省联社平台提升数字化水平。省联社可以利用自身在整合资源方面的优势搭建核心系统、招募高水平科技人才，进而推升农信机构的数字化水平。特别是针对农信机构的数字化人才短板，农信系统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既可以与高校、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培养数字人才，也要通过提升薪酬水平等方式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引进力度，以培育属于自己的数字化人才和队伍，逐步掌握对数字技术和核心软件开发的自主可控力。

而面临传统和新业务的潜在风险，农信机构要全方位提升机构数字化风控能力。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并非简单地将业务线上化，需要管理者、员工正确地认识数字化转型和数字金融业务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并从战略、组织、流程、产品、交易等层面建立相应的制度，以建立全流程的数字化风控体系。

《金融时报》记者：针对搭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生态体系，您有何建议？

张正平：只有形成良好的生态体系，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才能健康发展，才能有效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并非简单地将普惠金融生态数字化，而是需要采用系统性思维去看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全部要素，这里不仅要考虑“三农”数据的采集、归并、溯源，还要考虑数据的确权、估值和定价，既要关注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数字化创新，也要关注数字普惠金融的立法、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标准和监管政策制定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建立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有弹性、兼容性强的应用场景，搭建高效的监管与政策支持体系是四个重要的方向。

这其中最为基础的，是完善数字化转型下的监管层次和夯实包括设施、数字金融素养等根基。围绕完善符合发展阶段的监管层次，金融监管部门一方面可以加强与区域内政府工信、发改、公检法等部门的协同机制，建立相应的监管指标体系，提升监管能力；另一方面，应开发针对县域和“三农”特点的监管工具，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择机引入“监管沙盒”机制，提升监管的预警能力和准确性。对于夯实基础设施等根基，除了政策层面反复强调的实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推动乡村网络接入设备更新、城乡网络深度覆盖之外，要积极探索信息技术的助农惠农场景应用，鼓励农村企业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实现数字农业农村转型升级，让金融更精准服务于农村产业。

责任编辑：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