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滋养，金融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绿色金融确定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涵盖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等在内的多层次、多元化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为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作为全球首个构建较为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近年来我国围绕标准体系、激励约束、风险防控等方面密集出台多项措施，有力引领并推动绿色金融蓬勃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约42.4万亿元，绿色债券余额超2.2万亿元，两者规模均稳居全球前列。与此同时，金融对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等领域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上述领域上半年分别增加2.1万亿元、5889亿元和5622亿元。一是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为金融机构创新产品与服务指明方向。目前，我国已发布1项全国标准、9项行业标准，并积极谋划制定转型金融标准。二是不断优化结构性支持工具，提升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如2021年人民银行创设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范围从初期的21家全国性银行扩展至多家外资银行及数十家地方性银行，利率从1.75%下调至1.5%。三是不断加强监管引导，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如《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对客户风险进行分类管理与动态评估；探索环境和气候风险管理工具和方法。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绿色转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是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引导信贷资源从传统高耗能、低附加值产业，流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二是促进区域协调与普惠发展，通过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借助各类工具，加大对中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三是提升经济韧性与风险管理，运用保险、期货、期权等金融产品，帮助制造业、农业等经营主体对冲价格波动、自然灾害等风险，稳定生产经营。

但对标全面绿色转型和碳达峰碳中和等要求，我国绿色金融服务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实践中还面临一些不足，如绿色信息披露机制还不健全、绿色资产定价体系还不完善、绿色金融产品还不丰富等。未来，可从政策与市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进一步激发绿色金融的巨大潜能。

一是制度政策层面，注重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支持体系。政策协同方面，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协同，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转型金融标准，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企业，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更新实现降碳，形成正向激励。碳市场建设方面，建立全国统一的碳定价体系，提升碳交易市场活跃度，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支持金融机构探索开发与碳排放权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相关的金融产品，规范开展碳质押、碳回购等业务。激励约束方面，在现有碳减排支持工具的基础上，探索将其应用范围从绿色产业拓展至传统行业的低碳转型项目；探索建立与绿色绩效挂钩的差别化利率机制，研究出台绿色债券贴息等措施。信息披露方面，逐步建立健全覆盖主要行业和金融机构的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模板和数据平台，提高信息可比性和透明度。接轨国际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可持续金融标准制定，推动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与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等国际主流标准对接，实现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产品跨境互认。

二是金融机构层面，继续做好绿色金融的践行者和示范者。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资源配置机制、风险管理机制、综合服务机制、考核评价机制，提升金融服务绿色发展效能，拓宽绿色金融广度和深度。内部机制方面，在深耕绿色金融的同时，提升对转型金融的重视，从公司治理、发展战略、政策制度等方面系统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融合发展。产品创新方面，可将转型金融产品与碳金融产品作为未来发展重点，积极发展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产品及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等资源环境要素担保贷款等；推出多样化的碳金融产品，例如利率与碳配额收益挂钩的贷款、以碳配额为抵质押物的融资、以及将碳配额作为挂钩指标发行的债券和贷款等。风险防控方面，应加强行业政策、低碳转型趋势研判，按照市场化原则把控客户实质风险；将气候风险等纳入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增强对气候相关风险的识别、评估与应对能力。

在以“两山论”为理论核心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从制度政策的顶层设计到金融机构的落地实施，从基础的产品供给到内化于心的绿色意识，金融机构奋力谱写绿色金融大文章，积极引导更多资源向“绿”集聚，不断为国家和社会注入可持续的底色，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

（董希淼系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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