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在2025金融街论坛年会发表演讲时强调：引导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机构找准定位、专注主业、错位竞争，实现特色化经营、差异化发展，共同构筑多元有序、健康持续的金融生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

李云泽的演讲和《建议》都强调要引导金融机构专注主责主业、错位竞争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下一步，应采取多方面措施，推动金融机构转变思想认识和经营理念，校准战略方向和发展定位，从过去“大而全”“同质化扩张”的粗放式经营模式，转向“专而精”“差异化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不断提升稳健发展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贡献关键力量。

“十四五”期间，我国金融业取得长足发展，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基本形成由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其中，银行业是金融服务主体，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抢抓机遇，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有序参与，探索立足各自功能定位和服务特点，对不同客户群体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

但随着金融机构认知和定位偏差以及数量增多、竞争加剧，金融业在过去一段时期出现明显的同质化竞争现象，不少金融机构还陷入“内卷式”竞争的泥潭，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定位趋同。如不少中小银行盲目追求规模和速度，热衷跨区域经营，放弃或弱化自身在本地、社区的特色和优势。二是业务结构趋同。如寿险公司过度依赖销售短期储蓄型产品，突出投资收益率，而核心的保障功能被削弱。三是客户选择趋同。扎堆“垒大户”现象一度突出，导致对优质客户的过度竞争和对小微企业、科创企业的“金融排斥”。四是产品与服务趋同。如银行推出的信贷产品、理财产品大同小异，“千行一面”；基金公司发行产品追逐热点，同类型基金扎堆发行。

总体而言，金融业同质化竞争带来服务同质化、非理性的价格战、放松风险管理底线及考核机制扭曲等后果。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宏观经济与政策看，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房地产、大基建等行业利润丰厚，短期风险相对较低，金融机构涌入这些领域是“理性选择”，导致路径依赖。从市场与客户因素看，在特定发展阶段，客户对金融产品需求确实表现为对高收益、低风险的普遍追求，掩盖了深层、个性化的需求。小微企业等客户存在信息不透明问题，金融机构难以精准识别和触达细分客群，导致倾向于服务信息更透明的大客户。从金融机构自身看，开展差异化、特色化业务需要更强的风险识别、定价和管理能力，以及产品创新能力。许多机构能力建设跟不上，只能简单地模仿和跟随。部分金融机构股东、董事会对金融机构管理层的考核往往过于关注短期利润、资产规模和市场份额，而非特色化经营、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和长期竞争力。从金融监管层面看，现行监管指标（如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机构要求相似，客观上鼓励了相同的行为模式；部分业务资质和牌照（如理财子公司）准入标准较高，实质上将大量中小机构排除在创新业务之外，迫使它们留在狭窄的赛道上竞争。

“十五五”期间，应加快推动金融市场各类参与主体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以开放包容的精神，逐步构建整体协同、分工明晰的金融机构体系和服务网络。应进一步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挥主力军作用，构建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以及地方金融组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的多层次、差异化金融体系，避免抛“小”追“大”、脱“实”入“虚”。具体而言，要采取多方面政策措施，加快引导金融机构错位竞争与发展，成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征程中的强大金融机构。

第一，金融机构明确战略定位，坚持主责主业。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应加快综合化、国际化发展，成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大型企业的主力军，并面向全球市场抢占机遇、配置资源、制定规则，不断提升全球竞争力。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在做好全国性布局和服务的同时，在公司业务、零售业务、金融市场业务等主要业务领域形成显著特色和比较优势。中小金融机构必须回归本源、服务本地，深耕区域经济，以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为主要方向。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发挥专业经营的优势，在特定领域做深、做细、做精。

第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升内生能力。加快构建并不断完善科学合理的股权结构和制衡机制，确保董事会战略决策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改革激励约束机制，引入长期激励，将客户满意度、特色业务占比等指标纳入考核，弱化对短期规模和当期利润的过度追求。还要打造核心能力，构筑护城河。如建立与自身业务特色相匹配的风险模型和防控体系，利用金融科技深度挖掘客户数据，实现个性化产品设计和精准营销。提升研究能力，深耕特定产业链，成为该领域的金融专家，提供“融资+融智”的综合服务。

第三，强化监管引导与政策激励。全面深入实施差异化监管，根据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资源禀赋和业务定位，设置不同的监管要求和评价、评级指标。例如，如实施简明实用的公司治理机制、差别化的不良贷款容忍度政策，对服务小微、“三农”成效显著的中小银行给予更低的资本占用，鼓励中小银行更加专注于小微企业、“三农”主体服务。同时，适度调整业务资质和牌照准入要求。鼓励和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在特定领域（如科技金融、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进行创新，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给予适当的政策便利。

第四，优化金融市场生态环境。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分流银行信贷市场压力，并为证券公司等机构创造差异化的业务空间。同时，健全市场退出机制，让经营已经失败、严重偏离主业的金融机构有序退出市场，实现“优胜劣汰”，释放金融资源。地方政府要优化区域金融环境，加大对恶意逃废债等行为的打击力度；拿出更多“真金白银”，在税收减免、债务重组等方面有力支持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清收处置。

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同质化竞争是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当前经济周期下，金融市场进入存量竞争，同质化、内卷式竞争表现更为突出。引导金融机构错位竞争与发展十分重要，关键在于通过外部政策引导和内部治理驱动的双重力量，迫使并激励金融机构找到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构建起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形成一个主责主业清晰、大小机构互补、多元业态共荣的金融生态体系。

（董希淼系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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