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转型发展的“在场”叙事与理论探问

——读《置身业内：中国金融转型的大文章与新路径》

董希淼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在此背景下，由王礼、王乐合著的《置身业内：中国金融转型的大文章与新路径》（以下简称《置身业内》或“该书”）应时而出，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26年6月出版。全书以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核心框架，系统解读金融“五篇大文章”政策内核与实践路径，探讨推动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从信用中介转向服务中介的新范式，是一本值得认真研读的金融著作。

一、“五题三体”：一个兼具政策解读与理论建构的分析框架

该书尝试构建一个贯通政策文本、国际经验与行业实践的分析框架，可将其概括为“五题三体”。

“五题”即五篇大文章，各章分别探讨各领域的题旨立意、国际借鉴、中国探索、现实困难与未来方向，并联系资本市场、养老缺口、“独角兽”变化、净息差收窄等热点展开深入讨论。这种体例安排使每一篇“大文章”都获得从政策概念到实践落地的完整叙事链条。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注重国际比较，尤其以中美对比作为重要参照，采用大量外文资料和外部数据。这一方法论的自觉值得肯定——在金融“五篇大文章”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框架下引入国际比较视角，既有助于借鉴外部经验，也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我国金融体系在创新、养老、数字化等方面的短板与潜力。

“三体”则构成全书的理论骨架。第一体为“本体”或“实体”，阐述金融功能定位的“体用之变”，突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定位；第二体为“体制机制”，分析金融属性的“公私之辨”，强调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第三体为“生态体系”，求解金融生态的涵养之道，探讨大小银行的共生共荣、多样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化及其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系。这一“本体—体制—体系”的三层递进结构，既体现作者对金融功能定位的深入思考，也反映对金融制度安排和生态演化的系统观察，使全书在政策解读之外更有理论上的纵深感。

该书兼顾理论分析与前沿实践，是近年来探求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难得的扎实之作。然而，也应看到全书在理论建构上的未尽之处——中国金融发展道路的“特色”究竟体现在哪些维度，是政府主导的融资结构、国有金融机构的主体地位，还是政策性目标与商业目标的显性融合？这些特征哪些是历史路径依赖的产物，哪些具有制度创新的普遍借鉴价值？书中虽有触及，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这一留白也提示我们：在政策解读与理论建构之间，金融研究仍有广阔的深耕空间。

二、“重修金融水利工程”：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命题

全书的核心立意是“重修金融水利工程”——把金融活水引入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这既是全书的点睛之笔，也构成全书最具分析穿透力的核心命题。

从经济学视角审视，“重修金融水利工程”的实质是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调整。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存在资源错配问题：大量金融资源沉淀于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存量领域，而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小微企业、养老服务等增量领域则面临融资不足。该书第六章专门分析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金融，认为它们与“五篇大文章”并非对立关系，而是正面与侧面的补充，做好新文章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旧模式。这体现出辩证思维——金融转型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存量风险的化解与增量领域的开拓必须协同推进。而“五篇大文章”的提出与实践，正是要推动金融资源从存量领域向增量领域有序流动，实现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协同演进。作者还指出，房地产市场深刻调整并没有达到先前一些人士设想的“一鲸落而万物生”。这些来自于实践的感悟与真知，不是枯坐书斋就能得出来的。

“重修金融水利工程”呼应金融深化与金融约束理论的当代演进。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强调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自由化，而该书所倡导的则是在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根本宗旨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实现金融资源的精准配置。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部署，正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进而，“五篇大文章”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五篇“新”文章，既包含新的金融业务内容，也包含金融服务的工具创新。

在“五篇大文章”中，数字金融的战略支点地位尤其值得关注。数字金融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底座，对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形成支撑助力。然而，数字金融的发展瓶颈不仅在于技术层面，更在于制度创新，需要从“软环境”和“硬技术”两个方面筑牢未来发展底座。这一提醒对于理解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深层障碍具有重要价值。

三、“置身业内”：作者经历、实践智慧与理论反思的张力

该书鲜明的特色在于其“在场”的叙事姿态，而这一特色的形成与两位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从业经历密不可分。第一作者王礼现任《建设银行报》总编辑，拥有二十余年银行工作经验，从一线综合柜员做起，先后担任客户经理、支行行长、分行行长，并在总行前中后台多个岗位任职。第二作者王乐同样长期深耕银行业务一线，现任湖南银行长沙分行综合管理部副主任。两位作者职业生涯的跨度，恰好覆盖中国金融体系从传统存贷业务为主向多元化、综合化金融服务转型的关键时期。这种“贯穿式”“沉浸式”的从业经历，使作者得以在不同经济周期、不同业务条线和不同管理层级中，积累大量一手素材与观察笔记。

这种“从业者写行业”方式，赋予该书学院派研究难以替代的实践感知力与说服力。在分析“五篇大文章”时，作者并非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进行静态描述，而是以一种“内部人”的视角，呈现政策实施过程中遭遇的真实约束与操作困境。例如，在探讨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时，书中分析了基层信贷员的风险考核困惑；在分析科技金融时，直面银行对科创企业授信时的信息不对称难题。这些细节的呈现，使政策讨论从抽象的原则层面下沉到具体的实施层面，大大增强论述的现实关照与实践价值。

作者还回顾了银行业近年来的声誉起伏——从早年令人向往的“体面行业”到一度被贴上“暴利”“躺赢”“雨天收伞”等标签。作者之所以能够对这一问题发出引发共鸣的声音，正在于他们本人就是银行业声誉变迁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其职业身份赋予了这种反思以道德分量与实践依据。全书的底层逻辑是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探索，该书提出，“五要五不”原则强调以义取利、诚实守信，体现对华尔街“以资本为中心”模式的有意识反思。这既是理论政策层面的明确要求，也是行业自我修复的内在需要。这一判断切中肯綮——金融信任的重建，不仅靠叙事，更靠切实可见的行为改变和制度完善。

然而，“在场”的优势也可能成为“在场”的局限。从业者优势在于熟悉具体业务场景和行业语境，但也可能因此受制于行业的惯例旧规和既有的认知框架，从而不易对制度性约束和结构性矛盾做出完全外在于行业的批判性审视。《置身业内》的边际贡献在于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后来者仍需持续努力与探索。

总体而言，《置身业内》是一部有问题意识、有政策价值、有实践依据的金融佳作。它将从业者的实践经验、行业历史演变与国家战略方向有机融合，对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进行系统性思考并给实践回应。在理论层面，它以“五题三体”的框架为“五篇大文章”的政策话语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在实践层面，它以“重修金融水利工程”命题为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调整提供一个形象的认知框架；在方法论层面，它以“置身业内”的亲历者姿态为金融研究的“在场”叙事提供一个值得参考的范本。

当然，在如何在坚持金融政治性、人民性的同时维护金融体系的专业性、商业可持续性与国际竞争力，我们尚需更多理论探索与实践检验。《置身业内》的未竟之问，可成为金融研究持续前行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置身业内》不仅是一部值得金融从业者和政策研究者认真研读的著作，更是一个激发全社会深入思考的起点。（原载2026年8月20日《金融时报》第11版）

（董希淼系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

责任编辑：李冬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