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表示，整体看，我国金融风险收敛，总体可控，99%的银行业资产处在安全边界内；高风险机构数量占银行业参评机构的7%，但是资产规模仅占银行业参评机构的1%。

今年，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仍是金融行业的重点工作和焦点话题。4月份，宁夏银保监局发布了宁夏平罗农商银行吸收合并平罗沙湖村镇银行的获批公告。宁夏银保监局表示，在吸收合并的基础上，平罗农商银行将承接平罗沙湖村镇银行的债权债务，并督促其完成解散相关事宜；在上述事项完成后，平罗农商银行应按照有关程序和规定向监管部门提出法人机构变更和分支机构开业等相关申请事项。同月，河北衡水银保监局发布批复显示，同意张家口银行收购阜城家银村镇银行和武强家银村镇银行，并设立阜城支行和武强支行，两家村镇银行的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均由张家口银行承继；到6月份，上述两家村镇银行解散的批复由河北银保监局正式发布。进入7月份，为切实保护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沈阳农商银行顺利完成了辽阳农商银行和太子河村镇银行网点、人员、存款的承接工作，各营业网点正常展业，各项业务正常办理，资金安全、交易安全不受任何影响。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和地方政府、金融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辽宁省中小银行改革化险已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存量风险有序释放，增量风险受到有效遏制。

随着金融机构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方式更多元。

过去几年，改革化险案例较多呈现“抱团取暖”或战略投资的方式，具体选择取决于机构规模、区域特征以及省内农信机构发展均衡性等因素。例如在去年7月，哈尔滨市呼兰区、阿城区、双城区3家农信联社就合并组建了哈尔滨联合农商银行；近期山西两个地市的多家农商银行获批互相持股，也属于相对温和的“抱团取暖”方式。从记者采访情况看，邻近区域机构“抱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同类机构在同一区域内的过度竞争及由此产生的潜在风险，新的机构框架也有助于化解存量风险、拓展业务深度、提升资本实力和资金运行效率。省内头部农商银行战略投资中高风险行社的案例则多见于广东、江苏两省。如广州农商银行参股潮州农商银行、韶关农商银行、南雄农商银行，常熟农商银行参股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等，都通过输资、输智、输制帮助中高风险机构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逻辑，并根据地方特色为其理顺了业务框架。还有的机构在改革过程中运用了两种模式——湛江农商银行就是由湛江市麻章、赤坎、坡头、东海农信联社合并组建的，同时东莞农商银行又对其实现了战略投资控股。

相较于上述两种机构改革模式，业内普遍的观点是，今年常见于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中的承接模式，大概率可以更快速地解决现实问题。从今年已公示的案例看，通过承接网点、人员和业务，被承接机构不再是独立法人，而成为了承接机构的分支行，这意味着存量业务过渡将更为平顺，对客户办理业务的影响程度更小，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防止机构风险扩大为区域风险。例如沈阳农商银行对辽阳农商银行和太子河村镇银行的承接就可以较好达成“保护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的现实目标。

不过，无论是兼并重组还是机构承接，根据改革目标和基础完成机构层面的变更都只是改革化险的第一步。

根据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评级结果，从2019年到2021年底，8-D级的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545家、442家和316家，占参评机构的比例分别为12.4%、10%和7.2%。现存高风险机构主要呈现两大特征，从机构类型来看，主要集中在农信机构和村镇银行，2021年这两类高风险机构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91.4%；从地区分布来看，11个省（市、区）已无高风险机构，13个省（市、区）高风险机构为个位数，存量高风险机构主要集中在四个省份。总的来看，我国机构改革化险已取得明显成效，同时高风险机构在机构类型和区域上集中度也更高，剩余的银行机构改革化险任务都是“难啃的骨头”。

从记者采访过的已完成改革化险的农信机构情况看，他们多是处于东部省份，这类机构在改革过程中有一定的优势，一方面，不管是在机构治理、业务流程规范或是业务结构优化方面，他们都有本省的头部农信机构的成熟经验可以参照，很多金融业务资源也可以共享；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金融需求更为活跃和市场化，在化解存量风险、完善治理结构的基础上，他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小微业务增量，这更有助于其化险并尽快走上经营的正常轨道。如果说之前已化解的机构高风险主要源于机构治理不完善、内控管理缺位等问题，那么如今，金融部门要改革的高风险机构可能同时面临多种内外部问题，除了治理和内控外，面对有边界的市场，这类机构可能未曾找出适合的金融服务方式，所服务辖区的金融环境也有待优化。

如何让被改革机构的经营内容更符合地方发展需要、如何优化地区金融和信用环境，是在机构变更后决定其改革化险的关键。在完善治理结构和内控管理的基础上，理顺业务拓展逻辑是关键。事实上，存量高风险机构相对集中地区的市场竞争往往没有那么激烈。大型银行和股份银行在当地的渗透率相对有限，很多地区并未设置网点，受限于当地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度，大中型银行也很难在当地开展线上业务。在这种地区，农村中小银行需要做的是找到适合的业务模式，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专业业务能力，很多潜藏的金融需求自然能够转变为有效金融需求。当然这个过程中是需要耐心和创新能力，但目标较为明确。与此同时，包括地方金融监管、市场竞争、消费者素养等在内的区域金融环境也需要被关注。记者在部分中西部省份采访时发现，尽管当地农村中小银行受大型银行挤压不明显，但当地存款业务竞争激烈。除了城商银行，互联网银行也会在线上抢占当地存款市场，高息揽储不利于金融消费者形成正确的风险观念，同时较高的揽储成本也会抬高农村中小银行的经营成本，甚至形成息差倒挂，这也是在当地影响机构经营业绩和业务结构甚至带来潜在风险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我国金融业在经过一段高速发展阶段后，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一边是化解存量风险的任务，一边又遇上全球经济下行周期，剩余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必定是任重道远的。高风险机构改革化险未来还是应遵照市场化原则，并在机构变更后关注被改革机构的可持续经营情况，从内外部多个方面推动其回归经营正常化。

责任编辑：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