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美国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25%-0.5%区间，这是其自2018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外，美国将在加息开始后逐步削减资产持有量。发达经济体开启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基本符合预期，对我国影响相对有限。我国货币政策应继续坚持“以我为主”，增强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加大实施力度，稳定市场信心，更好地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

3月17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同时发布的点阵图显示，今年年内美联储还将进行6次同等幅度的加息，至2022年底利率将达到1.9%；下一步美联储将开始减少其持有的国债、机构债务以及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预计将缩减规模近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虽然加息幅度和缩表的幅度和进程进本符合市场预期，但与近20年来三轮紧缩周期相比，这一轮美国货币政策收紧速度相对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指出，“一旦全球金融条件普遍收紧，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包括中国在内。”

具体而言，美国收紧货币金融政策或将从三个方面对我国产生影响：一是美国持续加息将缩小中美两国利差，将可能加剧我国资本外流；二是美国加息和缩表将可能加大美股调整，进而加剧我国资本市场波动；三是美国如果加速紧缩进程将使全球金融市场巨幅动荡，将可能影响我国金融稳定。但我国经济金融体系韧性较大，资本市场已有调整且估值较低，对美国加息及缩表早有预期和准备，总体而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收缩货币金融政策对我国的外溢影响有限。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增强有效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当前国外疫情持续高发，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外部环境更不稳定和不确定；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货币政策是我国宏观政策的重要部分，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基调、措施、操作关系宏观经济大盘，影响市场信心和预期，备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2年第一季度例会指出，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主动应对，提振信心，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

因此，下一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的同时，应进一步增强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更加主动有为，更加靠前发力，更充分地发挥好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前瞻性”，即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外部形势进行研判并提前作出政策调整，以更好应对变化，对冲风险，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目前看，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有变大的趋势，政策调整时间节点应适当提前，调整力度应大于市场预期。“精准性”，即货币政策在更加灵活适度的同时，不搞大水漫灌，更好地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行精准滴灌。下一步，应采取多种措施，引导流动性更多进入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自主性”，是指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内外部环境，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保持定力，不“闻美起舞”，主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动进行调整。当然，我国应密切观察，做好政策储备，严防输入性金融风险。

从思路上看，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有机结合将是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逆周期调节主要体现在“逆”上，即采取政策措施熨平经济下行周期带来的波动，减缓经济下行压力。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助推经济社会平稳恢复。但经济恢复的态势并不稳步，2022年稳增长、防风险的压力仍然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采取跨周期调节政策措施。跨周期调节主要体现在“跨”，即在时间跨度上跨越一定周期，比如对某些政策进行跨年度安排。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政策有机结合，既要立足当下的困难和问题，又要着眼更长一段时间的压力和挑战。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有机结合，也将使货币政策更具有前瞻性。从操作上看，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相结合将是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特点。我国宏观经济既面临着周期性问题也面临着结构性问题，因此货币政策需要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4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适时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因此，下一步我国应从四个方面加大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保持流动性更加合理充裕，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服务力度

一是适时用好总量工具，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增强信贷增长的稳定性。受内外部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稳增长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为5.5%左右，目标相对较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4月15日降准之后，我国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1%，高于发达经济体，仍有一定调降空间。因此，下一步应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金融机构提供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同时，通过适时降准，向市场发出稳增长、促发展的明确信号，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

二是突出结构性工具作用，做好加法，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行业、企业定向“输血”。下一步，应用好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以及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保持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力度不减；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工具，支持金融机构加快发展绿色金融，推动“双碳”目标实现。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支持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将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和养老产业的定向支持。同时，应加强对金融机构资金使用的监测考核，增强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

三是引导市场利率继续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激发市场主体的有效需求。虽然目前实体经济贷款利率已经处于低位，但市场主体获得感并不强，宽信用效果还有待提高。从一季度经济金融数据看，虽然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4.8%，但经济总体景气水平并不高；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符合预期，但结构有待优化。从2月到4月，LPR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不变。下一步，应适时通过降准、调降政策利率以及压降银行负债成本等，推动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同步下行。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实施延期还款、减免息费等措施，向困难企业和个人让利。

四是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应适度放松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阶段性下调相关监管指标，提高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意愿和能力。对中小银行，应进一步放宽支农支小再贷款申请条件，支持发行金融债及资产支持证券，增加中小银行资金来源；支持中小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可转债等多种资本工具补充资本，优先支持中小银行上市，增强中小银行资本实力和稳健发展能力。同时，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减轻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包袱。金融机构内部应落实好容错纠错、尽职免责等要求，提高基层机构和员工的能动性。

总之，下一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应更加主动有为、靠前发力，既要适度用好总量工具，也要适时用足结构性工具；既要做好结构性增量工具的加法，也要发挥结构性价格工具的作用。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加强协调联动、共同发力。总之，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我国宏观政策应该稳中有进，加大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兼顾防风险、调结构，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和实体经济稳步恢复，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作者董希淼系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电子银行网专栏专家）

责任编辑：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