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眼光回溯一个半世纪,或者更久远的话,我们会发现,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和变迁,侧面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社会艰难转型的缩影。
得天独厚:上海发展金融业的优势和条件
上海是长江的入海口,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间部分,海陆交通非常便利。江浙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商业贸易随之兴起。交通便捷与商贸发达结合在一起,必然有大量的资金服务需求。此外,近代中国第一块租界就是在上海产生的。1845年,英国提出要在上海有一块相对固定的区域,让商人们居住从事商贸活动。后来,英、美、法三国和当时上海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在上海设立租界的协定。租界是半殖民地中国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屈辱的见证。租界建立后,很多外来的新鲜事物陆续经由上海传入中国,包括金融机构、金融理念和金融实物等,这给上海带来了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条件和优势。
伴随着上海开埠,在原有商贸发展的基础上,近代一些著名工业集团开始出现,如江南制造局,是今天江南造船集团的前身,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重工业生产的企业,如当时的武器、炮舰等军火工业品。此外还有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等。近代中国的轻工业中,如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等,也是在上海率先出现,并形成了相应的行业和产业规模。
企业的发展需要资金,需要专门的金融服务。一方面,需要用资金的时候,企业希望有专门的机构可以把钱贷放给它,当它有了生产收入的时候,它也需要暂时或者长时间地把钱委托金融机构存放起来等等。这些都为上海金融在传统低水平的基础上起飞,迎来近代意义的金融业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
进取、开放、包容与合作:上海金融业的四大特征
进取心。上海的金融业,无论是传统的钱庄,还是后来的华资新式银行,都有非常强烈的进取心,它必须实时关注市场状况,关注市场的客观需求,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否则就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开放性。在最初的时候,上海没有几家金融机构,都是规模非常小的钱庄。但后来上海敞开胸怀,海纳百川,欢迎各地、各方、各路的资金和投资者,许多金融机构拔地而起。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变迁,充分体现出上海是一座开放的城市。
包容性。上海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允许失败,允许跌跟头,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进入金融行业。无论是金融业内部,还是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之间,上海金融业的包容性,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拟的。
合作精神。在上海的投资者和金融活动家,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也有来自海外的。市场竞争的残酷性需要彼此的团结合作。金融业的资金关系是一个链条,一环一环紧密相扣,这就需要所有的参与者都恪守信用,如果哪一家出了问题,凡是与它有业务往来的机构,都会遇到困难。所以,合作的精神、合作的意识、合作的行动都不可或缺。在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变迁中,可以看到非常充分的合作精神。
进取、开放、包容、合作,当然不仅仅限于金融业,在社会其它领域中也存在。但在金融业中,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成为行规。如上海的银行公会和上海的钱业公会都要求会员必须遵循相应的规范性要求。
社会各行各业都离不开金融,这与金融业的专业性和服务精神是分不开的。上海的金融业不仅仅为上海的工商业服务,也不仅仅为上海这座城市服务。它还辐射周边,扩散到整个长三角。只要金融网络所达之处,都是上海金融业的服务对象。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在近代上海的发展进程中,金融业都占据着极不平凡的地位。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上海金融业的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传统的钱庄。上海的传统金融业还有其他一些机构,北方叫“票号”,南方叫“银号”,或者“银楼”、“钱号”等,但历史最久远的还属钱庄。早在清代中叶,钱庄已经在上海成为一种行业。到了清光绪初年的时候,有记载加入钱庄业的会馆已经有一百多家。辛亥革命发生前后,大量的外国银行涌入,许多中国本国的银行也相继产生,金融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钱庄由于它的机构属性,主要做信用放款,并采取无限责任制,它适用于那些小规模和比较熟悉的客户。但一旦规模扩大,尤其当社会时局动荡的时候,钱庄的生存面临很多危机。
但钱庄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虽然它的经营方式非常传统,当传统遇到近代化的时候,它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在向近代的转型中,钱庄也开始签发支票,成立联合准备库,共同承担行业风险,甚至还有股份制。如近代著名企业家荣德生投资钱庄业,帮助钱庄业从原来的合伙制变成股份制,规范发行股票,实行帐目公开,以取信于新一代的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者。所以,当不同地区的商贸需要资金服务的时候,可以找钱庄。中国早期的出口和进口行业,甚至外国公司在中国买货、出口等,都需要钱庄的帮助。钱庄是上海资格最老的金融机构,到后来尽管有了新式银行,有了外国银行,它的作用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类是外商银行。从全国范围来说,上海是外国银行进入最早、数量最多的地域,鼎盛时期有三十家外商银行同时开业。早期的外商银行有东方银行、汇隆银行和阿加拉银行,它们在后期因为各种原因都停业了。这说明,无论是中国银行还是外国银行,或者是本土的钱庄,都要经历市场的竞争考验,并不是说在上海,只要是带个洋字头,就保赚不赔。一方面,外商银行之间的竞争本身就非常残酷。另一方面,外商银行在市场上的王牌是国际汇兑和定价权,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外商银行的发展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一帆风顺。
在外商银行中,不得不提的是英国的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它们和一般的英商银行以及其他外国银行不一样。首先,这两家银行资本非常雄厚;其次,它们的经营方针非常明确。它们坚持发行钞票占领市场份额,这是很多外商银行不敢做的。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国社会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所有的西方银行全部都走了,但是这两家银行始终不走,“这里是我的家,我可以离开中国其他地方,也可以离开其他国家,但是上海、中国我不走。”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两家银行率先在中国开展业务,扩大规模。此外,这两家银行表现的非常慷慨。它们愿意向同行贷放,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获得了商业上的主动。近代中国历次战争赔款,很多都是通过外商银行的借款来偿还的。由此导致中国的财政、海关等都被外国政府控制。当然,在中日战争爆发期间,外商银行对中国政治和中国市场的依赖性也使其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
第三类是华资新式银行。1897年,在上海成立了由中国人和中国资本开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我们熟知的中国银行1912年在上海挂牌,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都比中国通商银行要晚。中国通商银行的章程效仿汇丰银行,因为汇丰银行代表当时最先进的一种制度。中国通商银行的建立,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筹建的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意见,要不要办?怎么办?官办还是商办?办在哪里?当时的主事者盛宣怀,在倾听各路朝臣发表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几次陈述说:“我们要办这家银行,名义必须是商办,第二地点必须是上海”。除了中国通商银行外,陆续有一些新的银行在上海设立。比较著名的有“南三行”,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北方有“北四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华资新式银行在上海诞生和发展,实际上标志着中国新式现代化银行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近代金融业的起步。
重心南移: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
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创立,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在上海诞生。但在当时的北京,凭借政治优势,牢牢占据中国的金融中心地位。此外,当时的省会都有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办的金融机构,如官银局、官钱局等。当时清朝中央政府成立的户部银行,相当于后来我们所说的中央银行,都是设在北京的。一家银行办在北京,和政府有关系,或者说由政府控股,盈利是很稳定的。但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比较动荡,那个时候坐稳北京是不容易的,从袁世凯到各路北洋军阀时期,整个北洋十六年,内阁总理换了30几位,政府不稳定,对于银行来说就比较不利。在那个年代,如果一家银行和政府绑的太紧,风险是非常大的。和上海相比较,在北方办金融的政治风险越来越大。
当时上海著名的金融家李铭,曾经做过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虽然是一家浙江实业银行的总经理,可是中国银行曾经请他做董事长。中国银行是官办的银行,那个时候资本超出中央银行。他在银行界的口碑、声誉、理念足以担当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又是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几乎集金融界至高荣誉于一身。他的金融理念在当下也很有意义,如取蛋必先养鸡,金融业的资金来自于客户、来自于客商、来自于社会,所以要让政府来辅助金融和工商业。另外他还说赚钱首先要赚洋人的钱,不要只盯着国人的钱。浙江实业银行很早就开展了外汇业务,当然具有很大风险,但他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
其时,上海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经商服务环境和市场环境稳定,受政治干扰比较小。加上租界的存在,能够进一步抵挡政局变化的冲击。另外很重要的是,上海已经不是只有单一的银行和钱庄,它开始出现各式金融市场,如外汇市场和黄金期货证券市场等等。上海的交易所是当时国内种类最多的。中国的金融中心,政府已经认定在上海,中央银行也设在上海,总部在外滩。除了总行以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先后把上海作为总行或者总部,一个新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网络逐渐形成了。
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变迁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部分,国家的命运和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上海金融业的基本格局。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上海“风从海上来——近代上海经济的崛起之路” 系列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整理人:毛勇兵
责任编辑:韩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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