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6 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12月 1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 5% 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释放约 1.2 万亿元长期资金，为金融机构节省成本 150亿元。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之下，此次降准十分及时和必要。

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三大工具之一。我国自 1985 年实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36 年间一共进行了 59 次调整。其调整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1985 ～ 1988 年的 3 年间，人民银行3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集中资金加大对国家重点产业、重点项目的支持，也起到了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1998 ～ 1999 年的 20 个月时间内，人民银行2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应对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1998 年的长江特大洪水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2003 年 9 月至2008 年 6 月持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这一数值从 7% 持续上升至 17.5%。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投资、出口与外贸获得快速增长，中国出现了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大量外汇流入增加了市场中的基础货币投放。为了避免出现流动性过剩，人民银行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来冻结部分流动性，使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2008 年 9 月至 12 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下经济增速放缓、外需不足和国内总需求下降的影响，人民银行适时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当年 9 月，首次针对大型金融机构与中小型金融机构采用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之后便成为常态。2010年至 2011 年 6 月间，人民银行持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应对“四万亿”刺激计划造成的投资过热、物价上涨、隐性债务上升以及流动性过剩的负面冲击，及时给宏观经济降温。

2011 年底至今的十年间，为拉动经济增长，人民银行采取了持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使存款准备金率从2011年底的 19% 降 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 的8.4%。特别是 2015 年的股市大幅波动期间，人民银行 4 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释放流动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2018 年以来，存款准备金政策更多地体现为结构化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了单纯的总量型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陷阱”。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民银行共进行了 5 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不同于以往，这 5 次降准操作传递出货币政策三个重要信号。第一，降准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社会实际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近两年来，在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等多重目标中，货币政策更加突出对“稳增长”的支持。第二，更加注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以对冲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准体现了货币政策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精准滴灌”，配合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小再贷款和针对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支持工具，以及对科技创新和制造业企业的政策支持。第三，更加注重稳健与灵活适度的调节。货币政策继续坚持稳健的基调，坚决不搞“大水漫灌”，继续引导金融资源从低效领域退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防止通胀预期进一步发散。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不同价格、数量、期限的组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使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

2021 年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较好的复苏态势，但呈现“前高后低”等特点。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来看，2020年四个季度的 GDP 增速分别是第一季度下降 6.8%，第二季度增长 3.2%，第三季度增长 4.9%，第四季度增长 6.5%；而 2021年前三个季度的 GDP 增速分别是 18.3%，7.9%、4.9%，增速逐渐回落，低于预期。实体经济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政府投资增速放缓、民间投资面临巨大压力、制造业复苏缓慢、内需后劲不足等。此次在人民银行 7 月 15 日全面降准之后又一次实施全面降准，正说明了稳增长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当前，随着上游大宗商品通胀压力逐渐缓和，我国 11 月生产价格指数（PPI）涨幅收窄，货币政策也释放出更多操作空间。尽管美联储在向市场释放货币转向的信号，但从近期对外措辞来看，语气已相当缓和。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趋于平缓，预计下游生产企业成本和利润会逐步优化。因此，此时实施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引导银行负债端资金成本下降和资产端利率溢价空间下降，并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刺激企业增加有效信贷需求，推动经济基本面回归正常态势。可以说，当前一段时间是实施全面降准极其宝贵的窗口期。

此次全面降准是一场“及时雨”，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更加适宜的政策环境，利好实体经济持续恢复。尽管疫情发生以来，金融机构采取多种措施向实体经济让利，但受多重因素影响，2021年第三季度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10BP。对金融机构来说，降准增加长期流动性供应并降低资金成本，向中小微企业放贷的意愿和能力将相应增加，从而增强让利行为的可持续性。对于实体企业来说，降准之后将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压力。年初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叠加人民币持续升值、内需复苏乏力等，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部分中小微企业步履维艰。本次降准将有利于增加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低息贷款，加强金融对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和纾困，帮助实体企业渡过难关。

全面降准有助于保持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此次降准将有效缓解部分房地产企业信用危机，降低房地产行业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的概率。12 月 10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降准增加银行体系资金供给，有助于推动银行更好地满足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和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降准有助于实体经济恢复和发展，也将利好债市。降准增加市场中的货币总量，流通中货币的增多使利率面临下降压力，机构与投资者将货币转化为资产的意愿增加，加上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注入，债券价格与收益或将上涨。

此次全面降准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转向，货币政策稳健的基调并没有改变。降准释放出来的资金，部分用于对冲 12 月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增量流动性仍然相对有限。降准并不是大水漫灌、雨露均沾，而是主要面向实体经济。人民银行仍将采取措施，引导资金加大支持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但全面降准传递出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态度和决心，表明货币政策将根据市场变化进行预调微调。我国经济仍然处于下行过程中，12 月 10 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调偏向稳增长，降准是对目前政策基调的确认。相比于公开市场操作调节流动性，降准的信号意义更强，更体现呵护市场、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的方向和态度。

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稳增长和保就业依然是当下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基于这样的背景，2021 年以来人民银行共进行了两次全面降准操作，确认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周期。美国 2021 年 4 月存款准备金率已降至零，日本 2021 年 2 月存款准备金率为 0.8%，相对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来说，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且美国和日本的存款准备金政策更加细化，依据存款类型和存款额度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仍然存在一定的下调空间。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2 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可以预见的是，2022 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灵活适度，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加强协调联动。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既要适度用好全面降准等总量工具，也要适时用好支小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工具；既要用足用好结构性增量工具，也要更好地发挥结构性价格工具的作用。对前期纾困中小企业、支持绿色发展的货币政策工具，应保持基本稳定，部分政策到期后应出台新的政策进行接续。总之，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我国宏观政策应该稳字当头、稳中有进，加大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兼顾防风险、调结构，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本文原载《中国金融》2021年第24期。作者董希淼系秦农银行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电子银行网专栏专家；熊礼慧系温州大学商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