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金融去杠杆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下，为了有效防控“不良”资产风险，银行系统的“顺周期”行为促使其风险偏好降低、信贷门槛提高和信贷投放力度减弱。尤其体现在民营企业贷款意愿上，更是“不愿贷”、“不敢贷”。这使得本来就“融资难”的民企更是雪上加霜，民企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融资的高山”。

　　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对民企500强的一项调研显示，融资难融资贵位列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之首。据世界银行等机构发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对新兴市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融资不足与机遇的评估》显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规模约4.4万亿美元，当前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供给仅为2.5万亿美元，缺口高达1.9万亿美元。该报告还显示，我国41%的中小企业存在信贷困难，超过2300万中小企业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融资需求。

　　我国民营企业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其主要特征是规模小、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弱、平均寿命短、信用违约率高，并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属于“成长中的烦恼”。对于银行来说，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嫌贫爱富”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毕竟是合乎理性的行为，以至于即使在有订单、有市场、有技术，发展前景可期的情况下，金融活水也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流向民营企业。

　　“融资难”必然伴随着“融资贵”。因为按照市场的逻辑，“融资难”意味着风险大，体现在利率上，必然通过寻求风险溢价的方式来覆盖其风险成本（包括高于大企业若干倍的管理成本等），“融资贵”势在必然。概言之，只要运用单一的市场方法，民企融资难题就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破解。

　　当然，为了突破信用贷款主渠道约束，缓解民企融资难题，实践中也探索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办法，如不动产抵押、权证质押、担保、保险增信、“相互保”，等等，但这些办法总“流量”有限、局限性大、效果不彰，无法从根本上破解民企融资难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仅占25%，这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超过60%的比重极不相称。为此，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就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答记者问时明确提出未来民企贷款的“一二五”目标，即在新增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企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企的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可见，破解民企融资难题，疏畅信用贷款主渠道才是正途。而疏畅信用贷款主渠道的关键在于为银行系统提供信贷风险缓释工具，以从根本上分散化解过度集中于银行系统的信贷风险。风险“隐患”一旦消除，信用贷款主渠道自然也就“畅通无阻”了。

　　郭树清就同一问题答记者问谈及近期措施时着重强调，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允许保险资金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民企流动性风险。引导金融活水流向民营企业，保险工具被寄予厚望。为此，应借“看得见的手”之力，协同“看不见的手”，共同构建以保险工具为主体的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为民营企业搭建资金融通桥梁。

　　信贷风险补偿机制的核心在于激励兼容和商业可持续，其基本框架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保险机构为民企提供信贷保证保险；二是银行信贷风险全部由保险机构承担；三是政府财政兜底建立信贷保证保险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分担补偿保险机构经营风险（民企信贷保证保险部分）。若出现经营亏损，则亏损部分按事先约定的比例由保险机构和资金池共同补偿；若出现盈利，则盈利部分按事先约定的比例注入资金池。

　　通过以上制度安排，民企融资难题可望得到有效破解。因为在该框架下，银行系统的信贷风险全部由保险机构承担，后顾之忧得以消解，民企贷款不仅“愿贷”，而且“敢贷”，“融资难”自然不复存在。同时，信贷风险一旦释放，在市场的压力下，风险溢价相对收窄，再加上普惠金融及民企贷款税收优惠政策等“降成本”因素的影响，贷款利率有望收敛到接近大型企业的水平，“融资贵”迎刃而解。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将民企信贷风险交由专司风险管理的保险机构管理，较之银行系统直接管理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目前，保险机构普遍建立了基于大数据分析和先进算法的智能风控体系，并成功地运用于用户画像、用户需求挖掘和风险分析之中，这是做好风险管理工作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就民企信贷风险管理而言，运用内部用户资源共享系统和大数据征信、云计算等手段，能够大大提升其风险识别能力和授信效率，能够确保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有前景、有市场、有技术，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民企提供充足的信贷风险保障，让饥渴的民企得到金融活水的漫灌。

　　需要指出的是，该制度安排不同于传统的贷款信用保险，也有别于政策性贷款保证保险。对于前者，由于是纯市场化的手段，用于应对“市场失灵”性的民企融资难题，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此外，贷款信用保险对金融生态约束要求较高，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也是我国一直未推出贷款信用保险的原因之所在；对于后者，由于是政策性业务，风险补偿机制先天不足，保险机构对其“有能力”、“没动力”，供给不足难以避免。

责任编辑：松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