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锦泉藏品

　　1949年4月20日晚8点，长江枞阳段水面上，倏然响起急促而密集的炮声。衔枚疾进的渡江先头部队27军79师235团，经过短暂而激烈的交火，强行登陆了长江南岸，马上向天空打出三颗信号弹，红色的信号弹拖曳着长长的尾巴，照亮了千帆竞渡的江面，拉开了百万军队席卷中国南方的序幕。　

　　在渡江战役打响的这一天，一支由四十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趁着北方清晨的薄雾，静悄悄地从山东青州出发。这些满载的卡车里只装了一种物资：一捆捆的人民币。　

　　车队大多数成员，虽然身穿粗布军装，但看起来并不像能攻善战的解放军指战员。事实上，他们都是中共华东局财政委员会抽调的业务骨干。这只车队紧跟在攻城略地的作战部队后面，随时接管沿线大中城市的国民党金融机构，他们打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

北海银行的印钞干部们，山东，1949年

　　4月25日，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车队从扬州过江，前往丹阳休整，他们前方的目的地只剩一个：上海。　

　　此时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和金融家骆耕漠一起搭了辆吉普，从南京方向前来和车队汇合。两人饿着肚子深夜才赶到丹阳，饭店都已打烊，街边只有一个卖馄饨的小贩。他们匆匆吃了碗馄饨后，骆耕漠犹豫了片刻，递给小贩一张崭新的人民币，试探性地问道：“这种钱，你愿意收吗？”　

　　小贩两眼放光，乐不可支地道：“这个票子值钱，能买好多东西，大家都愿意要。不像国民党的票子，只能当草纸擦屁股。”邓小平听得笑出声来，对骆耕漠说：”这就是人民的心声。”但坦白讲，人民币能不能顺利抢滩登陆中国金融大本营的上海，两人心里都没数。　

　　车队在丹阳稍作休整，很快就开往上海。这只队伍群星闪耀：车队的总队长是天才经济学家顾准；公开身份是上海滩商界大老板的卢绪章和吴雪之，穿着军装谈笑风生地坐在卡车里，他们实际都是资深地下党；而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刘少文，也携带海量的情报跟着车队重返上海。　

　　5月25日，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三天后，这只不拿枪的车队就跟在陈毅的座驾后面抵沪。他们原打算跟野战军战士一起睡马路，陈毅却果断地说：“不！你们一进上海就去住高级饭店！”车队成员只好服从命令，带着卡车上的4亿元人民币，住进了南京路上最豪华的金门饭店。　

华东财委会，金门饭店，上海，1949年

　　人民币之所以要紧跟着前线部队进入上海，也是在斗争中汲取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在几个月前解放北平时，由于对接管大型城市准备不足，一度出现了货币混乱，给经济恢复造成了严重障碍。此后，中央和军委下达死命令："军队推进到哪里，钞票必须要跟到哪里。"

　　金融中心上海的接管难度，比北京更大。国民党一度狂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1949年6月，军管会发布命令，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并开始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上海军管会本来预计几十辆卡车装的那4亿人民币就够用，但很快就发现，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是10倍还不止。　　

　　在投机和炒作风潮引领下，上海老百姓把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后，转手就去曹家渡的黑市上换成银元。短短一周之内，人民币对银元就贬值了十倍，根本无法成为流通货币。华东军管会向市场投放了41万枚银元，都被炒家和黑市全部吃进。最终陈毅决定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处理，方针就一个字：抓。　　

　　6月10日早上8点，两百多名便衣冲进了汉口路42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随后5个组控制了大楼的所有进出口通道，现场2100人被要求登记并接受训话，最终238名严重违法并涉嫌通敌的奸商被正式批捕。此役效果立竿见影，一个月后，银元被彻底清理出市场，人民币正式确立了在上海滩的货币地位。　

宣传画，上海，1949年

　　中国资本市场要是走了邪路，公安出面的效果最好，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这个规律还要被验证多次。　　

　　这场货币战只是上海经济战的序曲。很快，在北方坐镇的陈云南下上海，打响了那场著名的物资大战。在二陈的推动下，人民币彻底征服亚洲金融中心上海，而在此后的70年里，这种诞生在革命战火里的货币，从粗糙到精美，从硝烟到繁荣，从中国到世界，一步一步地登上了属于它的历史舞台。　　

　　1. 不印毛主席的第一套人民币　

　　1947年3月，董必武带着妻儿从陕北出发，前往河北武安县指导召开华北财经会议。当他们走到传言顺治帝出家的山西五台县时，所带的干粮吃完了。警卫员拿着从延安带的陕甘宁边币去买烧饼，但路边的店家却都不收这种钱，甚至连解放区公家开的店都只认当地的晋察冀边币。　　

　　两岁的孩子忍不了，饿的哭叫起来，董必武夫人只好以物易物，把身边的一匹新布换了小贩的两个烧饼。61岁的董必武看在眼里，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多了一分紧迫感。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严密封锁，解放区之间互不相通，这就导致各根据地的财政和货币都相互独立。东北有东北银行、山东有北海银行、陕甘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这些银行都发行独立货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解放区发行了400多种货币。　　

　　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各区之间物资交流、贸易往来开始增多。但是各地货币体系紊乱，一个区内可能都有四五种货币流通。想象一下“英镑与朝鲜圆齐飞，美元共越南盾一色”的场景，经济发展必然陷入困境。　　

　　194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着手开展货币统一工作，酝酿筹建中央银行。经毛泽东、任弼时等领导商讨，拟定中央银行的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朱德总司令很喜欢人民银行的称法：“这个名字取得好。它叫我们记住，人民银行是为人民服务的。”　　

　　在第一套人民币最初的设计票面上，有毛泽东头像，送审时遭到了毛主席的坚决反对，他强调：

　　“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是政府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头像印上呢？”　　

　　后来才根据董必武“票面上要反映解放区生产建设图景”的指示，改成了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情景的方案。　　

　　随着河北重镇石家庄、山东省会济南的先后解放，华北 、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的货币逐渐实现了固定比价，相互流通。1948年12月1日，华北政府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　

人民币发行布告，石家庄，1948年

　　第一版人民币仅有50元“水车矿车”券、20元“运肥火车”券和10元“灌田矿井”券3种面额。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人民银行发行科科长的石雷在经领导同意后，用5000元冀南钞换下了第一批人民币中号码为“00000001”的第一张50元钞，这张价值连城的宝钞至今完好无损。　

第一版人民币的三种面额，石家庄，1948年

　　第一套人民币肩负着打赢对国民党“货币战争”的使命，国统区的老百姓对这种新货币一开始并不太接受。人民银行的第一任总经理南汉宸充分发挥了我党宣传工作走群众路线的特点，编了一段快板《大家爱护人民币》，组织银行工作人员上街传唱：

　　诸位同胞和兄弟，听我谈谈人民币。

　　从前咱们解放区，花的票子种类齐。

　　三个银行合并了，统一发行新货币。

　　十二月一日开始花，名称就叫人民币……

　　朗朗上口的程度，简直可以直接套用《燃烧我的卡路里》的节奏了。　

　　当时由于国民党滥发货币，国统区法币、金圆券、美元、甚至袁大头都在混杂流通。每解放一个城市，都需要用大量人民币进行收兑。当时银行和印刷厂的技术骨干常常随军出征，解放哪儿，就接管当地的印刷厂，就地发行人民币，“把蒋币驱逐到它的坟墓里去 ”。　　

　　这也导致第一套人民币面额众多、版别复杂，从1元到5万元共计12种面额，57种底版，62种版别，5万元也是人民币史上币值最大的一种。这里面既有延安光华印刷厂用羊皮革、蜂蜜、麻纸粗制的5元“水牛券”；也有沈阳造币厂用苏联进口五星线水印纸精美印刷的200元“排云殿券”。　　

　　第一套人民币的精心设计和粗放生产的落差，反而诞生了许多稀罕货：当年1万元的“牧马图”和“骆驼队”等12种面额钞票被收藏界称为“十二珍品”，价格高的离奇，2011年在上海建国宾馆举办的上海泓盛秋拍中，单张高品质的“牧马图”一万元券被拍得460万元，堪称“中国纸币之王”。　　

　　这种价格高昂的收藏品必然会引来造假者，但对第一套人民币最疯狂的造假并不是现在。　

　　1949年6月，刚刚解放的上海就出现了通货膨胀，一枚银元由原来兑换人民币600元，飙升至1800元。后来在军法处长瞿道文的侦查下，破获了由敌特分子艾中孚、周月英组织的假币案，造假金额高达1.6亿元。这是人民币与假币战争的开端，这场矛与盾的对决，要等到70年后，才能决出胜负。　　

　　第一套人民币自娘胎里就带着战时性、过渡性，董必武在1947年12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这是一种暂时过渡的货币，发行必然是带有适应战争需要的性质，本位值不能定，票面太大，均与永久通用货币不适。这说明我们将来要发行的纸币，在货币史上还是一个闺位，还要准备下一次的币制改革。”　　

　　不过这套过渡性质的人民币，统一了全国货币市场，结束了中国近百年混乱的货币流通历史，在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由于先天不足，使得它发行流通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早早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2. 苏联代印刷的第二套人民币　　

　　在上海经济战争中，关闭上海证券交易中心，是党内第一算盘陈云下的命令。陈云和华东军管会，面对纱布和粮食价格的疯涨，不得已才痛下此杀手。当然，代价也是巨大的，上海就此告别金融市场，证券交易所再次回到这里，已经是41年之后的事情了。　

　　陈云事后反思，政府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由于军费、救灾、经济建设等开支较大，而新政权财政收入又不足，人民币的发行量很快就翻了几番。物价的几次大涨，严重的伤害了民众对人民币的信心。　

　　从当时情况看，第一套人民币的通胀已经难以挽回，必须另外发行一套人民币，这套新人民币必须是稳定的，以此重新树立人民群众对人民币信任。　

　　1953年11月3日，陈云向中央上报《关于发行新币问题的请示报告》，确定了第二套人民币的两个设计原则：一、单位价值高；二、票面额小。中央同意了“发行一种单位价值较高的新币来收回现行的人民币，以整理筹码，缩小票面额”的意见。　

　　陈云亲自主持了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工作，他批准人民银行聘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工柳担任设计总负责。罗教授参考英镑上的女王像、美元上的总统像、卢布上的列宁像，为有些票券设计了毛泽东肖像，但提议再次被毛主席否决：

　　“中央早就做过决定，禁止为党的领导人祝寿……，以制止传统的歌功颂德现象。你们要遵守决议，不得在人民币上印刷我的像。”　　

　　最终，结合党中央和陈云的意见，第二套人民币的主题确定为各族人民大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　

　　周恩来对这套人民币的设计稿提出了很多精细的修改意见：一分券中美式卡车、战士手中的“美式卡宾枪”、农妇的苍老神态……周总理作为甲方楷模，改动要求细致到了“左眼皮往上撩”的地步，设计人员十分感动。　

　　第一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的题字是由董必武亲自撰写的，为体现新中国的民主和平等，第二套人民币上的字请了人民银行里书法比较好的普通职员马文蔚来写。这一字体沿用至今，仅有部分偏旁做过改动。马文蔚一直到1984年才拿到题字的润格：一笔5000元的巨款。　

　　马文蔚先生是一个传奇，他跟徐向前、薄一波、程子华都是山西省立师范上下级的校友，而他在人民币上题写的那几个字，无疑是中国流传最广的书法作品。

　　在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定稿后，陈云力主由苏联代为印制。长期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深知伪钞对经济稳定的危害，请苏联印刷，可以在防伪上做的更好。于是周总理亲自向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委托此事，而中国驻苏联大使也向苏联请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　

　　中央最早拟定的方案是将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大面额钞票，委托给苏联印制；1元主币和6种辅币交给国内印钞厂。不过就在苏联方面准备开工之际，大陆方面得到了确切消息：台湾方面准备借用美国技术，大量制作100元、50元、10元、5元的假币，试图扰乱大陆的经济稳定。　

　　陈云当机立断，马上提出了暂不发行5元以上的大面额钞票，并增发三元券的方案。后来在了解到美蒋放弃了假钞计划后，才又向苏联委托增印了10元券。因此，第二套人民币中，面额3元、5元、10元的钞票都是由苏联代印，被称为苏三币，而3元的人民币也仅此一茬，后来再也没有发行过。

珍贵的3元面额的人民币

　　第二套人民币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之后，一箱箱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反甲防伪功能强的精致货币，通过西伯利亚的铁路，源源不断的从莫斯科运往内蒙古满洲里。发货者写的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写的是“满洲里进口公司”，货物明细写的是“技术设备”。　　

　　苏联帮忙印钞，好处是防伪技术先进，不过关键的问题在于，另外一个国家能随便印刷你家用的钱，这事儿总让人感觉哪里有什么不对。

责任编辑：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