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后 银行业开放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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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佳慧 来源:国际金融报 2018-09-03 08:50:31 改革开放商业银行 银行动态

核心提示改革开放40年中,中国银行业亦发生巨变

  自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时光荏苒,迄今已有40年的时间。

  在这40年中,中国银行业亦发生巨变,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从银行间无序竞争、高风险运行到有序发展、风险可控运行,从长期封闭发展到全面对外开放,这段历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与多年前不同,现在谈金融业对外开放,已不会有“狼来了”的声浪。“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开放思路发生了从对外开放到“双向开放”的新变化,“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布局日渐完善。

  随着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不断明确,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双向开放中,也将面临“一视同仁”的中外资竞争环境和“走出去”的国际化挑战。

  “引进来”:

  市场准入放宽

  一直以来,中国金融业稳步推进对外开放。

  在银行业领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外资银行陆续在我国尝试设立代表处或者分行,经营范围主要为外币项下的部分商业银行业务。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监管标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逐步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全面规范外资银行的第一部法规。

  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开始以战略合作者身份入股中资银行。例如,逐步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从外资企业和外国人逐步扩大到中国企业和中国居民,逐步放松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限制,在承诺基础上逐步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

  2004年,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获得交通银行19.9%的股份。此后,一批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开始入股中资银行,尤其是积极参与了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如美国银行入股中国建设银行、瑞银集团入股中国银行。此外,还有一些外资银行入股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如花旗银行入股广发银行、恒生银行入股兴业银行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外资银行母公司财务压力的剧增迫使其出售海外资产用于补充其自身资本金,另一方面为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缓。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由于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务、准入门槛等方面的限制较多,放宽限制政策、提高发展空间成了外资银行的实际诉求。

  2014年12月20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主动实施进一步开放措施,适当放宽外资银行准入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条件,为外资银行的设立和运营提供更加宽松、自主的制度环境。

  多年前,人们曾谈金融业对外开放“色变”,然而,事实证明,近年来外资银行的发展并不如最初预期那般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带来冲击。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单纯从经营状况来讲,外资银行的规模在我国银行业中占比很小,相比之下,中资银行增长相对较快。

  原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性机构总数达1013家,2002年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时为180家,年均增速为13%。外资银行的总资产也从2002年末的3000多亿元增长到2017年末的3.24万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5%。

  但纵观整个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各项业务中的占比仍较小,所占比重还在下降。以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为例,据统计,2011年在华外资银行占比为1.93%,2016年这一比重下降为1.29%。2017年进一步降至1.28%。

  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曾撰文指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差强人意,关键原因是资本金的约束,在体量上根本无法与中国的银行相抗衡,也因此根本无法深度进入中国庞大的本地市场。同时,中国客户的风险逻辑与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逻辑的错位,使外资银行在开拓业务中一方面裹足不前,一方面还难以把控风险。此外,外资银行难以适应监管政策和方式。

  在刘晓春看来,中国的银行业并不怕进一步对外开放,反而是欢迎开放。“因为开放能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建立有效监管体系”。

  “走出去”:

  国际化布局提速

  随着我国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企业“走出去”战略,银行业也顺势而为,不断扩大海外经营规模,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力支持。

  我国银行业最早的“走出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左右,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代表。1917年,中国银行在香港设立中国银行业在内地以外的首家机构,1929年又在伦敦设立中国银行业第一家海外分行,也是我国金融机构迈向世界金融市场的第一步。交通银行则在其创建之初就走出国门,在印度、菲律宾等地设立机构。在这期间,我国银行业到海外经营主要服务于当时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和抗日战争期间金融服务需要。

  改革开放之后,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陆续“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探索。其中,1979年,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开业,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银行业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分行;工商银行于1992年开始国际化经营,先后进入新加坡、哈萨克斯坦、中国香港、韩国等国家与地区;建设银行1991年在英国伦敦设立第一家境外机构,随后陆续进入日本、韩国等市场;交通银行1989年在美国纽约设立代表处,并开始在中国周边地区拓展。

  自2005年四大行相继股改上市至今,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为代表的大型银行加速发力,通过自主申设和战略收购并举的方式迅速进入欧美等发达市场和亚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基本建成全球服务网络。招商、民生、浦发、光大、中信、兴业等中型股份制银行均在中国香港开设分行,招商银行收购了香港永隆银行、在纽约设立分行,民生银行收购了美国联合银行控股公司,浦发银行设立了伦敦代表处。

  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是通过设立海外代表处和工作组等方式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对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资源采购等业务提供金融支持等。

  经历了近百年曲折的发展,我国银行业的“出海”之路已走过跌跌撞撞的稚嫩期,迈向逐渐成熟的青壮期。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作用凸显,沿线的贸易和投资不断增长,我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区“走出去”力度日益加大,中资银行也积极参与到相关金融合作中,加快进行国际化布局。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资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更是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截至2017年底,有10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了68家一级机构,其中25家一级机构是在2014年以后设立的。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共在美国、日本、英国等45个国家(地区)开设83 家分行、59家附属机构,员工总人数达5.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4.8万人,占94.1%。

  “从机构类型看,目前国有大型银行、政策性银行依然是中资银行国际化布局的主力军,相对而言,涉足国际化的中小银行并不多。”宗良称。

  由于中资银行国际化起步较晚,在跨境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面临诸多的挑战。

  宗良表示,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开放的思路;另一方面建议银行对于国际化布局要慎重,避免盲目一窝蜂的行为。“境外市场和境内市场在经营、监管要求上有很大不同,还存在法律风险。所以银行要在了解自己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有序地推进国际化布局。既要看到海外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要预见一些不适应的情况”。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了解到,作为中资银行“出海”的排头兵,四大国有银行无一幸免都曾在海外因违反反洗钱规定而被调查,甚至遭遇巨额罚款,给中资银行在业务合规操作方面敲响了警钟。

  2016年2月,西班牙警方以工行马德里分行对涉嫌洗钱的资金监管不力为由,对该分行进行搜查,5名该分行领导及部门负责人被移送至警察局接受调查。

  2016年11月,农行纽约分行因违反反洗钱合规要求被纽约监管部门处以2.15亿美元罚款,这是第一家因洗钱被处罚金的中资银行海外分行。

  2017年初,中行米兰分行涉嫌洗钱案尘埃落地,中行与意大利当局达成庭外和解,中行支付60万欧元罚金,米兰分行4名职员因违反反洗钱规定被法院判处两年缓刑。

  进入2018年,南非央行2月公告称,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建行南非分行反洗钱和反恐怖活动融资的措施存在不足,建行南非分行被处以7500万南非兰特(约合人民币3911万元)的罚款。

  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全球范围内的反洗钱监管要求都在提升,但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在内控流程、员工培训等方面没能及时地适应当地更新的监管要求,海外金融机构需要提高合规意识,建立严格的合规风控流程。

  对外开放:

  银行业再迈步

  2017年以来,随着一系列大幅度放开金融业准入政策的到来,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速度、幅度和深度不断提升。

  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稳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

  2018年2月,《中国银监会关于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发布,通过修改相关规则展现了中国扩大开放、简政放权和加强审慎监管的理念。

  4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相关事项的通知》,加快落实放开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衍生品交易业务等对外开放举措。在4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公布了11项将在今年落地的重大金融开放措施,其中有4项涉及银行业开放,路线图和时间表日渐清晰。

  宗良表示,此次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前所未有,开放力度也比之前大。开放领域包括银行、保险、基金各个行业,从出资比例和控股程度方面展望,未来一些金融机构可能会成为外资绝对控股企业。

  为推动已宣布的扩大银行业开放举措尽快落地,8月23日,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下称《决定》),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此外,《决定》废止《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遵循国民待遇原则,不对外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作单独规定,中外资适用统一的市场准入和行政许可办法。这也就意味着,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股比限制被正式取消。

  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总体上看,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将会进一步带来银行业管理方法、经营理念的提升和改善,从而促进银行业市场活力进一步提升。“对于大型银行来说,银行业双向开放水平提升带来的影响更多的可能是业务层面竞争加剧。而对于中小银行来说,除了要面临业务上的调整外,可能还要面临着来自外资的收购与兼并。大型银行体量庞大,外资银行很难对其形成威胁,但是中小银行的控股权往往较为容易就能取得,所以未来更可能成为外资的收购目标”。

  宗良则表示,除了看到竞争之外,也要看到合作的重要性,应该在竞争中学习外资银行先进的经验。目前来看,国内的中资银行在网点、体制、技术布局等方面均有优势,不必过于担心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冲击。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随着对外开放进程不断深入,外资银行在我国的业务不断拓展,未来银行业务的交易结构将更加复杂,跨国别、跨市场等特点更加突出。因此,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弥补监管短板和薄弱环节。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严防跨境资本异动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监管部门还要注重学习和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和监管标准,扩大与发达经济体监管部门的交流合作,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使监管能力和水平与开放程度相适应。”董希淼强调。

责任编辑: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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