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1期《中国金融》杂志的卷首语《金融的情怀》和2016年第12期《中国银行业》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的文章《银行业如何重建昔日的道德操守》，读后颇多感慨。认同文中很多观点，还想探讨下这个话题。
为何银行家的声誉下降
陈德霖分析全球“银行家声誉缘何一落千丈”，第一条原因就是银行运作模式和管治架构的转变导致银行股东、管理层与客户之间的信任缺失。银行从早期的家族或私人合伙方式，变为有限责任的公众股份制银行。这是一个深层次原因。
《摩根财团》中有段关于早期银行的描述:“银行家的事业是代代相传的；银行的信誉以父传子；代代相传的财富产生了代代相传的高雅风格。”既然银行家的票据在遥远的地区也必须一见即能承兑，所以一提起银行家的名字，就必须给人以信赖感。但由于银行规模的扩大，对资本要求的提高，银行不可避免地走向资本市场。银行的资本募集势必社会化，家族、合伙制的银行被上市银行所取代，银行信誉“以父传子”的时代走进了历史。
中外（至少是英、美）银行家声誉下降这一（大家认为是）普遍性的现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对过去因为不了解而在想象中美化。一般人大概只记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占领华尔街”。其实，美国、英国社会对银行的指责也历史悠久。《摩根财团》中写道：“（1873年北太平洋铁路股票大跌的）惨败之后，大家普遍认为华尔街是一条罪恶之街，是它腐蚀了一个质朴的拓荒民族的道义和礼节。美国大众在后来不止一次地像现在这样充满着义愤，感到自己的心灵受到创伤，群起反对华尔街。”“（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终于使公众发泄出对银行家的愤恨，且持续多年而不减。”“佩科拉听证会提供了一部股票市场崩溃的秘史，并使一代银行家因此名声扫地。从那时起，银行家们就被称为‘银行强盗’。佩科拉的发现掀起了‘反对华尔街’的怒潮。”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金融危机、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都要怪银行，自然银行家的声誉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认为，银行家声誉下降首要原因是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发展对金融的依赖程度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地加深。美国社会学家克里普纳（Krippner）放眼更广阔的社会视角，在《利用危机：金融兴起的政治根源》一书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当战后繁荣逐渐消退，美国政策制定者以临时性的措施来应对更深层次、难以解决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困境问题时，无意间创造条件导致了经济的金融化。国家通过金融发展来解决财政和流动性的问题，把社会分配的矛盾推向市场，从而避免了艰难的政治选择。拉詹在《断层线》中认为，美国面对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会保障的落伍，没有采取改革教育体制、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减少收入差距的措施，而是打开贷款的水龙头。“宽松信贷真是好处多多，它收益大，见效快，受益面广，而且成本到未来才需支付。它的收益结构正中政客们的下怀”。
对于银行的违规套利，需要区分“违规”和“监管套利”。金融创新的原因本来就有凯恩的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陈德霖身为监管者，提了个好问题，“乱世重典真的可以重建银行业的道德操守吗”？很多研究都表明，对银行更严格的监管、限制业务范围、引入更多竞争未必能使银行更好地控制风险、提供更好的服务，甚至可能有反作用。比如《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本意是为了保持商业银行的稳定、避免投行业务带来的风险和利益冲突，但分业限制使得美国的商业银行无法开展投行业务,“把银行束缚在日薄西山的业务中去，剥夺了本来可使它们保持明智和健康的利润”（选自《摩根财团》），利率市场化又使得利差下降，银行为获得更高利差，加大对拉丁美洲等高风险的地区和高风险的行业贷款，造成不良贷款的攀升。1984年，商业银行倒闭达到了大萧条之后的最高峰，同期的投资银行则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金融守护人》一书指出：“监管部门应该能够预期到，一旦某项监管政策对银行造成了影响，限制了其利润空间，那么金融机构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规避这项政策。”《监管华尔街——〈多德—弗兰克法案〉与全球金融新架构》有一个妙喻,“就像水最终流入大海一样，资金流寻找花费最小、监管最少的捷径，而这些捷径大部分来源于影子银行”。我国各类金融机构“通道”之竞争正是如此。银行的违规或套利主要源于经营压力和逐利动机。
因此银行家声誉下降，是和银行经营压力加大相伴相生的。经济的发展积累了更多的资本，政府对经济的刺激逐渐导致货币泛滥，使得银行家再也不是手握稀缺资源的贵族大亨，竞争的加剧、监管的趋严、股东的压力，使得银行家绞尽脑汁盈利，甚至在不恰当的薪酬激励和缺乏有效的风险合规约束下做出违规之事。这是银行自己应该承担的罪责。但银行经常也作为所有经济问题的“替罪羊”。有时被批评支持实体经济不力，没有投放足够的有效信贷；有时又被批评风控不力，没有坚守信贷原则，导致债务率过高。
解决之道
这个问题没有容易的解决之道。
陈德霖提出，只有当公众与银行股东、董事和管理层目标一致，改革才会见效，效果才能持续。银行要推动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和经营手法，就如老派的银行家一样，凡事以银行的稳健营运以及存户和客户的利益为先，银行自身的商业利益为次。银行家才能重拾他们前辈所享有的信任与尊重。这个愿望是非常美好的。不过，国家、公众、监管机构与银行股东、董事和管理层，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目标既有一致性也有矛盾性,银行的经营就是在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中找到平衡，这是永远的难题。
“金融情怀”也可看做是让银行家重拾尊重的解决之道。个人理解,“情怀”和商业伦理（或称企业伦理）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有相通之处，只是“情怀”一词更带有温度和感情色彩。对一般企业来说，利益相关者的“股东中心主义”虽遇争论，仍是主流。银行是否有特殊性？由于银行外部性太强，似乎把股东的利益摆的位置并不像普通企业那么高。银行的利益相关者的优先级排序既是一个法律和商业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银监会《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等，是中国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指南。
《基业长青》里有个名句：“高瞻远瞩公司不光是在理想主义和获利能力之间追求平衡，还追求高度的理想主义和高度的利润。”“理想主义”即企业的核心价值和超越利润的目的感。默克制药的乔治·默克二世1950年说:“我们要始终不忘药品旨在救人，不在求利，但利润会随之而来。”银行业旨在什么呢？国内外的优秀商业银行都提出了自己的使命和愿景。如富国银行的愿景是“我们要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帮助他们在财务上成功”，国内某大行提出的使命“提供卓越金融服务”。
一方面，我赞成银行机构和从业者需要有“情怀”，不能将逐利作为唯一目标。金融业是强顺周期行业，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银行业才能健康发展。银行业将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不仅要作为口号和理念，而且要融入战略、成为实践。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将一些对银行业不合理的要求披上要求银行讲“情怀”的外衣。因为金融的跨期交换特点，风险的暴露有滞后性，其盈亏需要到一个客户全部交易完成，甚至经历一个经济周期后才能判断。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有些地方的钢贸行业，银行在初期似乎获得暴利，在风险暴露后，则赔掉了此前多年的利润。货币信贷的威力巨大。防范风险、坚守经营原则、尊重金融规律是讲情怀的前提。情怀不能凌驾于经营原则、金融规律之上。
比如，有句讽刺银行的话，说银行家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人，但对“僵尸企业”，银行如果满腔“情怀”，扶危济困，仍不收伞，那损失的不是投资人、储户的钱吗？又如，服务小微企业，可以说是银行实业情怀的体现，但也需要各行结合自身特点、战略定位作出选择。监管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三个不低于”的要求，未必适合所有银行。特别是“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这条，似乎并不符合信用风险管理的原则。
银行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更不是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要求银行解决太多不是银行能解决的问题，恰恰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在2008年就说过:“我建议其他公司的CEO们，不要陷入何去何从这一问题的束缚，‘增长点在哪里?’他们会感到巨大的增长压力。其实，有的时候是无法进行增长的。有的时候你不想去增长。在某些业务中，增长就意味着你要接受不良客户，要么承担过度风险，要么运用太多的杠杆。”欧美大银行在金融危机后为了资本充足率达标、为了风险控制的需要，很多经历了“缩表”，寻求更健康的内涵式增长。中国的银行，可能会经历同样的阶段，需要各界能够接受。
总之，强调银行机构和银行从业人员要讲情怀、坚守道德操守、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都没错，银行人讲职业操守是底线，讲情怀是更高要求。但需要避免“道德绑架”，以情怀为名要求银行承担超出企业社会责任、违背银行经营规律的任务。最理想状态是认真做到位的银行借此提高企业形象和竞争优势，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达到全社会、利益相关方的共赢。但这条路上还有很多问题，一些看似解决方案的政策做法可能是误区、陷阱，需要各方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讨论，有更完善的决策流程和及时纠错纠偏的能力。
周琼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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