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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老兵的守正出奇——李民吉履新华夏银行董事长

    周俊仰 来源:银行家杂志 2017-05-12 09:34:09 华夏银行 李民吉 银行动态
    周俊仰     来源:银行家杂志     2017-05-12 09:34:09

    核心提示李民吉是一名地地道道的金融老兵,他不仅在上海证券、首创证券、北京国际信托公司、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市场金融机构担任过高管,在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实体企业亦有任职经历。

      近年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来自产能过剩、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以及互联网金融与第三方支付异军突起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银行业坏账持续增加,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与中间业务被不断吞食,利润增速大幅下滑。应该说,银行业业已告别黄金时期,步入冰河时代。华夏银行作为在全国范围有一定影响力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与银行业整体情况表现一致。根据可得最新数据来看,华夏银行2016年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5.07%,增速较第二季度下降约100个基点;不良贷款约193亿元,比上半年末增加12亿元;不良贷款率1.6%,比上半年末上升4个基点;非息差收入亦显颓势,其中占比较大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与投资收益,在2016年第三季度分别为41.7亿元与-1.88亿元,环比分别下降了1.9%与175%。在这一背景下,华夏银行亟需一位在资本市场领域有丰富经验的掌舵人,带领华夏银行突破各种不利条件构筑的藩篱,拓宽业务渠道,加快经营转型,充分挖掘潜能,推动业务创新。为顺应这一需求,华夏银行在2017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选举李民吉为董事长的相关议案。李民吉是一名地地道道的金融老兵,他不仅在上海证券、首创证券、北京国际信托公司、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市场金融机构担任过高管,在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实体企业亦有任职经历。环顾四海,在资本市场领域以及实体企业有如此丰富经历的银行机构董事长委实不多,其履新之后,华夏银行在投贷联动、银行综合化经营、跨界战略伙伴合作以及打造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等方面的表现将倍受瞩目。

      善弈谋势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寻找行业发展大方向是金融行业高管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李民吉自然是善弈者,他的这种大视野与格局观在其担任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就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在一次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李民吉详解了对信托行业未来发展路径的判断。他认为,信托转型核心就是解决资源如何获取、资产如何配置的问题。有五大领域和方向可供信托公司探索,即政信合作、国企改革改制、信贷资产证券化、资本市场、跨境资产配置。

      第一类是政信合作。在信托与政府的合作中,地方债务规模和风险受到较大关注。由于监管政策不同,信托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在地方债偿付上弹性程度不同。信托资金由于不能展期,弹性较小;银行信贷资金可以以新还旧,弹性较大。由于信托资金的刚性特点,地方政府在到期兑付上可选择余地小,应该优先偿付。银行债权对地方政府来说,本金可以滚动,必须支付的是当期利息,因此在计算当期必须偿付的地方债务总规模时,应该把银行、信托、城投债等其他地方债区别对待。对信托公司来说,衡量地方债务风险,既要看债务总规模,更要看债务结构,因此在43号文出台之后,应加大政信合作的推进力度。

      第二类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落脚点在于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信托参与国企改革有两大内容,一是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二是打破行业垄断。对于国有资产证券化而言,存量规模至少10万亿元以上,大有可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打破行业垄断,信托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汇集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使改革成果惠及社会大众,无疑值得探索与鼓励。

      第三类是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与企业资产证券化相比,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更大,操作上更集中、更便利。201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管理有关事宜的公告》标志着信贷资产证券化实行注册制管理,明确符合条件的机构可申请一次注册、自主分期发行,大幅提高了后续项目的发行效率。同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新增5000亿元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超过了过去9年累计发行总额。保守估计为了应对利率市场化和调整银行资产负债表,信贷资产证券化占银行信贷资产总规模的10%~15%是可期待的。规模大、竞争也激烈,信托业应做好准备。

      第四类是资本市场投融资活动。股票市场暴涨暴跌,损伤了投资者信心,也影响了信托业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战略。目前两市市值与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相比占比依然很小,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未来三到五年应对资本市场繁荣充满期待。

      第五类是跨境资产配置。过去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贸易走出去,有迹象表明这种状况在逐步改变,从商品和劳务出口变成资本输出,资本输出带来资产配置的全球化,信托行业大有可为。目前QDII业务要求做标准化产品,信托的优势是非标业务。要发挥信托非标产品的创新优势,继续让信托做改革创新的排头兵。与普通的资产配置讲求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不同,境外资产配置现在主要关注安全性和收益性,委托人甚至偏好长周期资产,比如美国的土地、英国的房产、澳大利亚的矿产、德国的科技等,这些都符合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需要。信托具有制度优势、人才优势、风险控制优势、创新能力优势以及产品设计优势,最适合做海外资产配置的排头兵。

      价值再造

      2007年,以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常务副总裁的身份兼任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后,李民吉很快发现公司在基础资源、技术研发、人才梯队等方面已经有很好的积累,只是缺少一根主线,而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在导向上进行新的探索。三年下来,这种探索事实上形成了对一个国企战略、机制等方面的再造。李民吉上任之后就提出了公司价值管理理念,认为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要从过去偏好于技术和受制于任务的状态,提升到面向客户的服务价值管理与面向股东的公司价值管理,不但要完成政府重要IT项目和关系民生的重要服务,同时,还要把现有的核心业务能力加以拓展,形成商业模式,放大到互联网,服务更多的企业与市民,服务好北京,辐射到全国,这一系列的安排都要服从如何提升公司的价值。

      李民吉认为,公司从1998年成立到现在,薪酬制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调整。建薪酬制度之时,可参考的IT行业样本企业不多,加之公司作为国有控股企业还必须考虑国资委的一些要求和国企特点,尽管公司在薪酬制度、激励机制与业绩增长和个人贡献之间有一些相关性安排,但“度”的把握略微有点保守。要按照市场化行业的标准,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人才队伍的吸引、培养、稳定和发展的角度来安排这个体系。

      从创业板转至主板是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中推行价值管理的重大举措。李民吉认为公司在三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需要寻找有战略性意义的大规模投资与发展机会。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生的机会,比如北京有庞大的医疗体系,需要稳定和有实力的信息技术支持。这涉及2000多万人口的复杂需求,如果能围绕医保系统,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领域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参与,那么蕴藏的商业机会可想而知。如果还能继续通过医院向患者和市民辐射服务,就等于再造一个基础性业务。另一方面,公司想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并购。这些投资自然需要资本市场的合理支持与价值反应,转向主板后可以改善过去在创业板交投不活跃、不受投资者关注的局面。

      创新求变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实现经济增长,通过加大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以低成本劳动力供应、高储蓄率支撑的资本来源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了比较优势。但问题是,这种发展模式显然难以长期持续,必须尽快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政府永远不可能代替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而是应该营造良好的政策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挥引导和推动作用。李民吉在任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常务副总裁期间,就对企业的创新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目前急需解决的是国有企业创新动力问题。国有企业规模总量巨大,获取资源的便利程度是其他所有制企业所不能比拟的,本应是创新驱动的主要力量,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这位管理学博士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与深入的调研,总结出国有企业之所以创新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受发展阶段和传统体制的惯性制约,存在追求速度偏好、扩大投资偏好以及追求外延式扩张的偏好。政府对GDP的追求强化了这种惯性制约。其次,在现有企业高管人员任用制度下,当期业绩往往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经营团队,特别是主要经营者最迫切的追求,谁也不愿意在技术创新上形成“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局面。最后,国有企业股权激励机制仍然很不健全,技术成果入股的制度性障碍难以消除,造成技术人员积极性低或者不得不将技术成果转交民营企业。

      经营者的业绩观要靠国有企业监督考核机制强制解决,科研技术人员的问题要靠产权制度改革来实现。在国有企业实施创新驱动,需要制定一整套综合政策框架,以保证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潜力的发挥。李民吉认为,从长期来看,实施创新驱动需要创造两大基础条件。一是提高社会流动性。创新驱动是我国在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面临的重大课题。完成这个命题涉及如何改变社会结构、提高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状况反映的是上一代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影响。当经济从贫困陷阱中跳出来后,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层,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社会存在收入差距,进而带来地位差距。社会静态的不平等不是最可怕的,而社会流动性低、社会结构固化才是最可怕的,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导致各类复杂的社会问题,并继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因此,提高社会流动性迫在眉睫。二是提高全民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质量。在创新驱动阶段,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趋于中性,劳动力质量的重要程度越来越高。受过多年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可以成倍地提高生产效率,其劳动力质量几倍于普通劳动力。不仅如此,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其带来管理和技术创新的潜能就越大,因此,西方国家经常用人力资本投入来指代劳动力质量。

      守正出奇

      信托公司在风云变幻的金融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但是以传统信托业务为主业的信托行业已走到十字路口,亟待转型。李民吉任职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指出,未来信托行业需要探索新商业模式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信托公司新商业模式的选择依赖三个基本面。一是“走正道”:卖者尽责、买者自负。从信托产品兑付的逻辑上看,“买者自负”必须建立在“卖者尽责”的基础上,其内涵在于清晰的界定权责归属,确保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的是市场风险而不是因信托公司未能尽职尽责而导致的相关风险。二是“回本源”: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所谓“受人之托”是说信托产品应该由委托人发起,明确信托事由。所谓“理财”,应从狭义上的产品层次及广义上的组合层次深入理解。产品层次属于产品管理,表现为向投资者推荐一种或多种产品满足其风险偏好和实际需求;组合层次属于全方位理财,表现为统筹投资者的理财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为客户量身定制整个投资组合配置,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三是“双轮驱动”: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信托制度赋予了信托公司全品种和跨平台优势,资产管理以投资为核心,使投资者获得最优的投资体验。财富管理的核心在于资产配置和组合运用,要求信托公司加强主动管理能力,改善产品供给能力、坚持从客户需求出发进行产品的开发设计,以服务锁定客户。

      李民吉认为,信托业能否做到基业长青,取决于信托公司自身战略定位的适当性与前瞻性,基于对宏观形势的判断、信托制度的理解与商业模式的选择,信托公司在转型期的定位应着重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诚信、稳健。诚信是客户对金融机构的根本要求,是信托业的经营之本。

      二是适变应变。优化内部创新机制,从组织、激励、文化、流程等全方位保障创新,由此提升对市场的洞察力和反应速度,并建立大局观、适当引导行业创新。

      三是专业化。设定短期、中期、长期三类专业化目标——短期实现行业专业化,在房地产、基础产业、工商企业等核心行业精耕细作,做深、做专产业链,聚焦发展潜力高的细分产业,深入挖掘投资吸引力高的资产;中期打造产品专业化,发展成为领先的投融资产品专家,首先聚焦夹层融资、并购重组融资、债权基金、房地产投资,进而发展PE投资、组合式基金等;中长期实现客户专业化,通过全面围绕客户需求的财富管理思路,持续深化自身发展。

      四是特色化。在国企改革、科技、绿色金融、离岸投资、农地流转等领域打造特色业务,实现差异化。

      五是放眼全球。开展QDII业务,积极推进“一事一议”,参与海外投资特别是非标投资;与合适的国外领先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待监管条件成熟后,建立海外非标资产投资专业,服务客户的离岸资产配置需求。

      六是领先的广义投行。高质量的规模领先,以专业私募投行和另类资产管理为

      主要业务模式,向各类机构客户和高净值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

      在银行业整体步入严冬之际,相信李民吉凭借丰富的金融从业经历以及高屋建瓴的格局意识,一定可以为华夏银行注入新的血液,整合优势规避劣势,在打造“华夏服务”品牌,建设具有鲜明品牌特色的现代化商业银行的征途上大步前进。我们充满期待!

    责任编辑:韩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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